中評社香港/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絕對是近年國際最大的盛事之一。據了解，將近200家媒體、600多位記者現身會場，其中1／3是國際媒體，2／3是兩岸及港澳媒體。馬習兩手互握的相片登上大多數各國文字與電子媒體的重要版面，不但讓台灣難得地在國際社會露臉，而且得到非常正面的評價。
但回到國內，大多數報導與評論好像仍然陷入政黨惡鬥的窠臼，以明年大選為取向，而不是超越政黨而以國家利益為取向。為什麼台灣與國際的看法會差得這麼遠？
筆者以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孤立太久了，以致於今天許多人根本不知道，甚至不在乎外界怎麼變、怎麼想，凡事“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起先我們的孤立是外面強逼的，但後來慢慢變成是我們自己把自己圈起來，不看、不聽、不想、不理。換句話說，既有“他虐”，也有“自虐”。
的確，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以來，台灣就陷入嚴重的外交孤立。最低潮時我們只有21個邦交國與極少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會籍。李登輝“總統”執政前半期的“務實外交”及馬英九“總統”的“活路外交”，總算讓台灣的國際空間稍微擴充，但也十分有限。這就使得我們的政府與民間愈來愈往內看，愈來愈像寓言故事裡的“井底之蛙”。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卸職前驕傲地透露，她在四年任內曾訪問了一百個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所有鄰國。筆者曾在歐洲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親耳聽到德國外交部長說，他僅僅在任兩年就已經訪問了一百個國家。這對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來說，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比雙邊關係更糟的是多邊國際組織的參與。早年外交界的先進多多少少還有參與國際組織會議或活動的經驗。最近幾十年由於全球化的緣故，國際組織愈來愈多，所討論的題目也越來越龐雜，每天不知有多少國際活動在進行。但台灣絕大多數涉外的高層官員，包括筆者在內，都沒有類似的歷練。這種孤立使得台灣近幾十年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愈來愈疏離。在各種國際規則（譬如1982年的海洋法）紛紛進行大翻修的時代，台灣完全成為旁觀者。不管國際規範怎麼制訂或修訂，我們只能照單全收（taker），不依規範行事還要受罰。我們從來不是這些新規範的制定者（maker），甚至不是參與影響者（shaper）。
照說碰到這種情況，本來台灣可以凝聚內部力量，在國際上務實地多交朋友少樹敵，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逐步累積自己的資源與信用。以國際空間如此之大，只要我們努力，一定會有一席之地。即使碰到像北京這樣強大的對手，也可以靠智慧與耐心“求同存異”，積極尋找互利互惠的可能。李馬兩位總統不都已證明這是可以做到的？
（原載遠見雜誌，發表於2015年11月16日，台北論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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