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習近平擬訂了“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和“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並且提出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在內、具有前瞻意義的“五大發展理念”。
不可否認，習近平所勾勒的改革藍圖，確是一項龐大的政治工程。而當務之急，也就是他前任幾位領導人曾經面對的問題，即如何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關係。就改革而論，習在提到“新常態”面臨的挑戰時就認為，“新常態”會伴隨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要適應“新常態”，就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眾所周知，任何改革都會導致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甚至會遭到他們伺機進行反撲；另一方面，改革也會提供一些人混水摸魚的機會。有鑑於此，習近平特別提出加強對改革的督查，認為“改革推進到哪裡，督察就要跟進到哪裡”，這在中共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同時，習近平也對貪腐惡行進行“嚴打”，據說涉及的黨員多達百萬以上，這也是創中共建政以來整風清黨的歷史紀錄。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習近平的外交理念可以反映在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一段講話。習當時指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願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中共國務院國務委員楊潔篪，把習近平的外交思想主軸歸納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及深化戰略佈局。前者是結合“中國夢”和“和平發展”的理念，包含了弘揚正確“義利觀”，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後者係透過“一帶一路”戰略，強化與各國合作以加強戰略佈局。
在對外工作方面，習強調的重點是：持續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重申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之立場，深化與周邊國家合作，以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加強內部外事工作領導。由此可見，習的外交作為不會侷限在“韜光養晦”的階段，而會在一些涉及中共利益的重大領域，運用“主場外交”、“經濟外交”和“峰會外交”，採取“積極有所作為”的行動。除此之外，如何妥善處理涉台外交問題，也是習外交思想下的一個工作重點。
由於對美關係一向是中共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習上台後面對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處理美國總統大選後的中美雙邊關係問題。美國總統川普在上任前，就已針對中美經貿關係的失衡，對中共展開嚴厲抨擊。川普指控中共操縱匯率，故聲稱將對中國大陸進口品課加重稅。有人認為，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可能會掀起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爭，並為習近平的內部經改計畫添加阻力。但總體而論，由於雙方存在內部結構上的矛盾，加上相互力量對比的改變，中美關係還是會維持“鬥而不破”的狀態。從“川蔡通話”到“川習通話”，中共認為川普的政策取向仍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例如，川普雖放棄作為“亞太再平衡政策”重要支柱的TPP，但並沒有放棄維持美國在地區的領導地位。中共不免因此會繼續成為美國新政府在亞太地區進行權力競賽的主要對手。一般認為，川普的戰略目標是遏制中國大陸的進一步崛起，採取的手段包括：一，增加軍費預算並加強美國的軍力佈署；二，增進與日韓等盟國的關係，特別是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藉此展開對中共的南北包夾；三，調整美國傳統的“一中政策”，把“台灣問題”作為未來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中共對台政策方面，民進黨上台後，台灣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関係出現所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狀態。“先天不足”是因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加上蔡英文的“兩國論”背景，民共之間嚴重缺乏互信；“後天失調”是因蔡政府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導致中共關閉兩岸所有的協商管道後，連民間的正常交流都受到不利的影響。如此僵持下去，兩岸不免因錯估和誤判，而可能出現失控的狀態，讓雙方緊張關係一發不可收拾。
儘管如此，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講話還是保持相當的連貫性。2016年11月他在與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的會晤中，提出了下列六點對台政策主張：一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二是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活動；三是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四是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五是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六是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民革、台盟、台聯委員聯組會時，更強調了“四個堅定不移”的對台政策論述：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
長期以來，中共的內政、外交和對台政策三者之間，就存在著不可切割的聯繫關係。過去大陸有學者把台灣總的政策體系比喻成一隻飛鳥，其中對內政策似鳥之軀體，外交和大陸政策如鳥之雙翼，“一體驅使兩翼運動，兩翼帶動一體前進”；這樣的比喻，也可用來形容中共內政、外交和對台政策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雖然比重略有不同。在台灣，一般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高於外交政策；而在大陸，對台政策常被視為中共全球戰略下的一環。但受到外在形勢變動的影響，習近平上台後，內政維持優先地位，但在外交和對台政策的比重上，做了若干策略性的調整，即一方面加強對台政策的力度，另一方面排除外部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干擾。
中共對台戰略目標與策略運用
習近平提出兩岸“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戰略的觀點看，習近平不但明確指出中共在兩岸和平發展階段的對台政策目標，並且站在“共圓中國夢”的戰略高度，把對台政策目標和兩岸關係發展目標，有機結合起來。至此，對台政策在中共總體政策內的位階升高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也更加明確了。
自從鄧小平提出80年代“反霸、統一、四化”的“三大任務”後，“和平統一”就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並且形成了“一國兩制”的統一論述。“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做出的戰略設計，但卻在香港、澳門回歸後，得到了實踐的機會。台灣的情況與港澳不同，台灣內部各種民調顯示，民眾多數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習近平顯然理解台灣的現實情況，他在2013年8月告訴來訪的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說：“統一不是形式上的統一，而是兩岸人民心靈的契合，心與心能夠完全互相接受。”由此可見，習對統一的看法是注重實質而非執著形式，強調水到渠成而非一步到位。我們肯定這種實事求是的想法，因為只有在兩岸心靈契合下完成的統一，才不會出現“同床異夢”的情況；也只有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談統一，才不會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疏離感。習近平的統一論述，充實並提升了“一國兩制”的內涵和理論層次，從而增加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可欲性”、“可行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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