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的最大自主空間衹可能由平衡的涉外政策來實現。在强權之間游走並能選擇與己有利的政策恰恰體現了最大的獨立自主。台灣的自主性除了自身的政經實力，其自主政策選擇的意志和高明始終是重要因素。兩岸是戰是和，是統是獨，台灣的選擇餘地並不比大陸小，端看台灣如何處理和抉擇。在處理中美兩强關係裏，台灣有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的一面，同樣也有“以小博大”的本錢和條件。蔡英文有所謂“棋手”之説，①但是如果一心謀求“台獨”，則台灣始終衹能成為美國的棋子。台灣成為棋手的唯一可能是采取比美國更加友好的兩岸政策。因為在處理與中國大陸關係中，美台之間誰對大陸更加敵對，誰就更有可能為對方所利用。因為越是敵對，就越是需要遷就對方以争取同盟和奥援。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常常在國際關係中煽風點火、挑動他人敵對的原因，美國軍艦穿越台海便是這樣的居心。台灣破解棋子命運的最好辦法就是維持與大陸的友善關係，讓兩岸化敵為友，實現和解。選擇和解與合作，還會促進實現各方多贏的結果，歷來是處理涉外關係的王道。
這方面最好的實例便是馬英九時期的親美、友日、和中政策。台灣既可藉此從日本獲得“漁權”，又可以在中美之間遊刃有餘，獲取最大政經實利和國際空間，並在2015年實現“習馬會”。如果馬英九的路綫得以一直延續和發展，兩岸很可能消除安全對抗，簽署和平協議，實現制度化和解。可以想象在大陸“合情合理安排”下，台灣國際空間勢必會有更為廣闊的天地。這樣的發展當然必須以“九二共識”和兩岸合作為前提。一俟民進黨執政，奉行一邊倒的“台獨”路綫，無論是陳水扁時期的“急獨”，還是蔡英文時期的“漸獨”，台灣的外部空間立即被大大壓縮，美國無論如何干預也改變不了這一趨勢。必須看到，台灣外部空間的壓縮不僅是因為大陸對“台獨”的圍堵，還因為“台獨”完全依美路綫促使台灣相對於美國的獨立空間的根本萎縮。“台獨”的主要政治後果就是立即走到台灣獨立的反面，促使台灣完全成為外部强權的附庸。一旦“台獨”大功告成，即是台灣獨立性的完全喪失。更為可怕的是，届時台灣勢將成為所有反華遏華的外部勢力更好利用的砝碼和工具，台灣的“烏克蘭化”勢將成為現實的可能，兩岸之間將永無寧日。這種情景是大陸决然不會接受的。
“台獨”路綫的不二法門便是拉緊美台安全和外事合作，美國當前的遏華政策與“漸獨”路綫高度契合，相互利用如魚得水。這兩年美台在關係立法、官員往來、情報軍工戰略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强化和公開化。當“台獨”竊喜“漸獨”得計時，却不知看在大陸眼裏，便是日益感到“台獨”距離兩岸關係紅綫日益接近，迫使大陸一方面千方百計遲滯兩岸攤牌，一方面加緊軍事鬥争準備。美國數年前開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企圖利用南海紛争將中國趕出南海，其結果是中國的嚴厲反制和對南海島礁更為嚴緊的控制。同樣，台美近年來更密切的安全合作所導致的，便是大陸加緊對台形成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和開展更為迫切的軍事鬥争準備。大陸的外交封堵持續不斷，艦機開始繞島巡航，“武統”壓力逐步昇高，大陸並通過外交和國防官員當面向美國清楚傳達决心和意志②。試問，“台獨”經陳、蔡執政的兩番折騰是更加成功了，還是更加兇險了？南海周邊諸國早已看穿美國的伎倆和底牌，選擇與大陸合作；整個亞太地區，獨有民進黨執政當局執迷不悟。“九合一”選舉剛剛過去，如果民進黨不能從路綫上加以反思，而是繼續當前的政策，就衹能進一步淪為美國鷹派唾手可得的好牌。美台軍事合作的逐步昇級隨時可能將台海帶入危險局面。在經濟上，台灣在上世紀蔣經國時期的經濟騰飛得益於中美關係緩和與隨之而來的台海和平。今天，台灣如果始終不能打破“台獨”魔咒、實現兩岸和解，就很難大規模吸引外資，實現經濟復興。
四、兩岸合作是解决兩岸問題的唯一理性選擇；中華傳統智慧是兩岸用之不竭的寶貴源泉
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世界裏，已經不存在絶對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任何政經主體都不能不受國際法和國際合作的約束。維護以主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為了防止强權對弱小的霸凌和控制。但主權獨立的另一項意義，便是讓主權實體可以按照自身利益和需要自由地開展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這樣的合作總是以接受雙邊、多邊和全球性制度安排的限制為前提。當今世界，全球化的制度合作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各類主權安排也越來越靈活。在世界貿易組織遭遇美國扺制時，各種雙邊和地區性制度安排紛紛涌現。美國“退群”也衹是為了更為利己地“建群”。在歐洲，為了避免兩次世界大戰的灾禍重演，各國打破傳統主權觀念、交出大量國家主權結成歐盟。③其外溢的效果使歐洲某些傳統的領土主權紛争也因此而消於無形。北愛爾蘭的分離主義運動曾經是英國上世紀長達30多年最大的安全難題和恐怖主義根源，正是歐盟體制實施人員和商品的無邊界自由流動，幫助北愛和平協議順利落實，最終讓英愛雙方的紛争得以徹底化解。現在英國脱歐，北愛邊界問題重新浮現（蘇格蘭和直布羅陀的主權問題也同時浮出台面），成為脱歐的最大阻礙，讓英國人措手不及。大陸大力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提出以合情合理辦法解决台灣國際空間關切，恰與當年歐盟環境下英國北愛問題的根本化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台灣有必要打破在主權問題上的教條思維④，接受維護現狀的“九二共識”，認真探討兩岸政治談判與兩岸和解。實踐證明，現實世界各類難題無論有多嚴重，相互包容、互利合作始終是解决問題的最佳選擇，分離、敵視、對抗衹能使問題更加嚴重，並在問題最終不得不通過合作來解决前付出更多代價。
在主權問題上，中共歷代領袖既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權的最堅决維護者，也是最為開明的思想解放者。共産黨人以消滅主權國家、實現共産主義為最高理想，觀念上並無絶對的教條。大陸能以“一國兩制”妥善處理港澳問題，也一定能以更為開放包容的態度探索兩岸問題的解决。經歷數千年的磨難和發展，現代中國人對國家統一的追求更多出自民族情感、民族尊嚴和民族大義，並無西方人强烈的掠奪佔有式的功利心。在處理主權問題上，兩岸不僅可以從全球化時代國際制度合作中獲得啓發，更可以從中華傳統制度文化裏汲取涵養和智慧。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可以從共産黨人開闊的國家觀念裏去尋找，更需要從中華民族歷史傳統裏去獲得。
歷史地看，“一國兩制”的産生其來有自，並非當代中國人首創。中國歷朝歷代多有“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的實例，政權制度上的豐富多元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罕見的。古代中國所實行的管治權體系高度靈活，並按地理和文化維度由近及遠逐步增强靈活性。華夏民族自夏商代即有“五服”之制⑤，諸部在貢賦服役、文教武衛等方面的權利義務均依内外遠近而有區别對待；絶不像近代西方主權觀念和制度，非此即彼，非敵即友。西周王朝在邊陲地區即建立諸侯國，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⑥。漢代實行“郡國”並行制，中央直接管轄的郡與諸侯封國並行，封國擁有極高自治權。唐代的羈縻府州也幾乎享有完全獨立治權。及至明代的羈縻衛所和土司，和清代的藩部及土司，依然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對其管轄權干預逐步有所增强。“改土歸流”自明末開始，至清代雍正朝才基本完成西南邊疆地區政權建設，但“土司”的自治管轄權並没有被完全剥奪。一些邊疆地區往往經歷數百年的演變才逐步納入完整的中央管治權之下。
這種寬鬆的管治權政策來自中國歷代奉行的寬仁民族政策和藩屬政策。華夏民族自春秋時期起就不主張以武力征伐不肯歸服的少數民族。孔子明確反對以武力滅亡别人國家,提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⑦，並主張“興滅國，繼絶世”⑧。孔子的仁德主張成為歷代王朝對邊疆民族和藩屬政策的思想基石。秦漢時期李斯、主父偃均反對秦始皇、漢武帝攻佔和統治匈奴。東漢順帝時期的尚書令虞詡在李斯、主父偃思想基礎上提出“不臣异俗,羈縻而綏撫”⑨政策，基本為歷代所遵循。
在經濟上，歷代王朝對邊疆民族和藩屬均奉行“厚往而薄來”⑩政策。漢朝起開始實行“朝貢册封”，皇帝賞賜的饋贈往往多於藩屬的貢品。此一朝貢制度逐步發展為藩屬國與中央王朝優惠性貿易往來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稱“胡越一家”、對華夷“愛之如一”，並總結説“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⑪。與近代西方國家對弱小落後民族的殖民掠奪相比，甚至與當代西方强權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吝嗇與自私相比，中國歷代王朝顯得更加慷慨和仁慈。
兩岸如果以“一國兩制”解决問題，當然不可能是古代邊疆民族制度的複製，台灣同胞更不是邊疆异族，外部環境也迥然有异。但古今“一國兩制”所包含的寬和仁厚、民胞物與的精神則一脈相承。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在多次講話中提到，在解决台灣問題時，“一國兩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充分聽取兩岸各界意見建議，充分照顧台灣同胞的利益。顯然，“一國兩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是開放的而不是固定的，是一個需要兩岸共同探討、共同構建的過程，也必然會達至一個符合台灣同胞利益的結果。
註釋：
①2018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職兩週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如果世界或區域局勢是一盤棋，我們當然也有資格，在這種棋局裏面擔任棋手、關鍵的角色。”
②2017年12月9日，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在華盛頓告訴美國國會友人,“美國軍艦扺達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2018年11月9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華盛頓出席中美第二輪外交安全高層對話會上，要求美方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誓言：“如果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我們會像美國當年南北戰争一樣，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統一。”
③參見基辛格《世界秩序》，2014年9月版。
④參閲拙作《“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正解》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7月號；《兩岸關係中的主權與治權-兼論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載於2017年3月31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⑤《尚書·禹貢》
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⑦《論語》季氏
⑧《論語》堯曰
⑨《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
⑩《禮記·中庸》
⑪《資治通鑒》卷195《唐紀1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3月號，總第25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