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部政制安排上，基本法為香港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這是“一國兩制”的另一個重要制度優勢。鄧小平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力主香港不能照搬西方三權分立，而要實行行政主導體制。實踐證明了鄧小平的政治睿智和遠見。一些香港學者認為，目前香港行政主導深受兩方面制約：一是立法會的“拉布”行為捆住了政府施政手腳；二是一些司法覆核案件有濫用司法權趨勢，阻礙了重大工程和政府發展規劃的順利實施。幾任特首均受困於立法、司法阻礙而在施政上難有大的作為。施政績效不彰，也使得政府出手解決社會矛盾、回應民眾需求的能力大打折扣。
儘管有學者對基本法是否設置了切實的行政主導制度存在懷疑；但沒有爭議的是，即便典型的西方三權分立國家和議會制國家，現在也無不採取行政主導政策，政府在三權中的主導地位均很明顯。無論在議會制國家還是三權分立國家，由於政府（議會制）或政府所在政黨（三權分立制）往往在議會佔據多數，政府提出和贊成的立法很少受到阻礙。在三權分立的美國，大量政府機構本身即具有準立法和準司法職能，涉及證券、金融、貿易、通訊、就業、消費、核能的糾紛多由政府獨立或法定機構裁決。在行政司法關係上，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最高法院一度通過司法覆核否決了一些政府法案，後來則改弦更張對新政採取積極支持態度。沒有最高法院的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推行不可想像。這也激發了後來美國司法與法學界對司法謙抑的研究和反思。英美最高法院都建立了嚴格案件過濾機制，防止社會運動對司法的不當利用以及司法濫權和司法資源浪費。美國對法官任命歷來是政治任命，聯邦法官由總統舉薦並經國會審核再由總統任命，總統常常親自打電話給當任法官通知任命和表達祝賀。法官的政治任命，司法謙抑，政府主導發展政策，均與司法獨立、三權分立並行不悖，成為三權之間相互制約的必要組成部分。香港立法和司法對政府施政的監督制約較西方國家猶有過之，而配合與支持則遠不及也。目前特首對法官任命似乎無權置喙，這既不符合普通法慣例，也有違基本法規定。種種情形綜合作用的結果，造成了香港行政弱勢、司法成為三權主導的獨特現象。
在文化層面，香港回歸並不意味著殖民勢力和殖民思想的影響立即就會煙消雲散。為此，需要在香港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國民教育，這既是當務之急，也是百年大計。社會學家早就發現，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和當家做主意識是一個需要主動引導、積極發展和深入培育的文化心理習得過程，決不是無需主動作為的純粹自然形成過程。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國際化和自由化的都市，國民教育更不可放任自流、任其自然。
在當今不少前殖民地國家，政治主權的獨立並沒有防止其在經濟、體制和思想、文化上對殖民宗主國的繼續依賴和依附，結果嚴重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一種依附性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形成了某種“繼續殖民地”現象。“港獨”思潮乃是這種“繼續殖民地”現象的典型反映。極少數政治反對派動輒以“民主”、“自由”為旗號，實則“逢中必反”，對西方民主卻缺乏任何理性分析的態度和意願，也反映了一定的“繼續殖民地”心理。這種文化心理因為有各種高尚的訴求包裝，其欺騙性和影響力不可小視，既在立法、行政和司法內部發揮有形無形的作用，更對立法、行政、司法和執法造成各種負面干擾。香港素有法治傳統，但凡涉及“佔中”案件的起訴過程往往受到所謂“政治迫害”的譏諷，給司法過程造成很大壓力。
在經濟社會層面，“一國兩制”強調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強調維護香港居民各項自由權利。資本主義制度首先體現為經濟制度，注意維護工商業者利益和經濟自由傳統。香港在這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各類國際機構對香港經濟自由的評分以及香港貿易、金融、航運中心地位的鞏固，正是這一成就的生動寫照。在基本權利方面，香港居民所享有的各項自由權，特別是各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為回歸前所望塵莫及。但必須看到的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香港基本法同樣十分重視對勞工階層的保護。在強調維護各項公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同時，基本法十分重視對香港居民經濟社會文化勞動權利的維護。這既體現在政制上的均衡參與、功能組別結構安排和最終普選制度裡，更體現在基本法對兩類國際人權公約的平衡規定，以及關於香港居民經濟、社會福利和教育文化等的大篇幅政策規定。這種政策規定在典型的西方自由主義憲法裡並不多見。
香港回歸後在維護普通勞工群體利益方面存在薄弱環節。體現貧富懸殊的香港基尼係數長期居高不下；最低工資制訂晚，標準偏低；隨著香港老齡化結構的固化深化，如何確保老有所養的壓力也將越來越大，因老返貧問題不容忽視。在新技術不斷發展、國際和區域競爭加劇、全球性金融危機遷延不愈的情況下，新挑戰接踵而至，特別是年輕人面臨高房價、高競爭壓力、上升空間狹窄等問題日益突出。大學畢業後收入增長有限，長時間無法成家立業。成為青年一代訴諸街頭、相互感染的最大內因，也成為各種極端政治得以利用的社會土壤。可以說，香港青年人問題是香港社會長期累積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不解決貧富懸殊和青年問題，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傾向就很難徹底根除。
有鑑於此，必須與時俱進地理解和認識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就像自由主義的政治早已進入行政主導一樣，自由主義的經濟在發達西方國家也早已進入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通過稅制、社會政策和發展規劃來發展適度社會主義成為發達資本主義的新常態。在未來的香港，實現平等普惠經濟同實現自由繁榮經濟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推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同維護公民政治權利具有同等意義，甚至更大的意義。為此，香港有必要適當借鑒北歐福利國家政策，通過稅制改革調節貧富收入；借鑒新加坡經驗，著力推行居者有其屋計畫；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有必要同社會政策同步規劃，同步推進；內地在與香港開展經濟等各領域合作時，也需注意照顧香港社會政策和青年人發展需要；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針對香港青年一代的特點，量體裁衣地制訂若干政策和規劃若干發展項目，讓香港青年從兩地合作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看到個人職業生涯的光明前景。應該看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經為實施上述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框架，關鍵是抓好落實。
香港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始終離不開中央和祖國內地的堅強後盾
香港的發展成就離不開中央的堅定支持和祖國內地的密切合作，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首先就體現在這裡。中央政府涉港政策以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依歸，在制訂和落實國家發展戰略時始終考慮到香港的地位角色和發展需要，大力推進兩地合作。目前香港已經成為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內地企業最大的境外融資中心。在國家全力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背景下，香港還將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戰略平臺，滬港通、深港通和即將開展的債券通勢將更加凸顯香港金融中心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帶來契機。深港合建落馬洲河套創新高地將為香港創科產業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新形勢下，香港的經濟自由港、專業服務、中西文化融匯和國際化網路特色和優勢將日益發揮更大作用。鑒於祖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合作完全可以根據香港需要加入更多社會政策內容和青年發展內容。
在香港政治穩定和政制發展上，中央需要堅定發揮方向主導作用。儘管基本法規定了最終達至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目標，但在前文所述的23條立法、行政主導、國民教育、經濟普惠這四項條件大多付諸闕如的情形下，不宜貿然在香港重啟政改、推行普選。否則香港必然進一步滑向“民粹”主義和“劣質”民主的深淵。這對國家民族復興固然造成牽制，對香港社會尤其傷害深遠。上述四項條件裡，23條立法尤其不可或缺，其餘三項條件至少有兩項達到相當成效後方可放手推行普選。還應該看到，當前的香港政治制度已經是達至現代民主制度，有否直接普選不是現代民主的必然要求，未來推行普選和完善香港政制要以避免民粹和“劣質”民主為基本前提。“一國兩制”的創造性還應該包括發展出符合香港實際、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民主制度。
如同香港經濟是中國經濟縱深結構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樣，香港文化也是中國文化大家庭裡絢麗多彩的組成部分。有祖國內地強大政治經濟支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潤，相信香港社會文化決不會走向前殖民地依附主義的老路，香港一定可以發展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適合香港“一國兩制”特點的、體現香港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新文化。這種文化既是民族的、自主的，又是現代的、開放的、包容的、合作的，並完全可能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一朵奇葩，成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良性互動的橋樑和典範，成為“一國兩制”具有世界意義的另一項成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