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也在發生類似的變化
台灣的價值除了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社會價值，還包括台灣特有的統獨這樣的國家認同問題。長期以來，在國家認同這個問題上，台灣社會高度分裂，分別有兩部分民眾主張統和獨兩種價值。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代表這兩種價值，主張統和主張獨的民眾分別構成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社會基礎。這一結構相對穩定。對於這一部分選民，國家認同的價值可以超越利益。在2004年選舉中，即使陳水扁執政期間經濟一團糟，民進黨的支持者仍毫不動搖地支持他，“肚子扁扁，也投阿扁”。由於有大約半數以上選民的國家認同價值超越社會價值，使得台灣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現象。即在國家認同觀上支持國民黨的選民在社會價值上似乎不應支持國民黨，但由於國家認同重於社會價值，他們選擇支持國民黨。
社會價值則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共享，兩黨都聲稱代表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但由於國民黨有著長期威權執政的經歷，在社會價值的代表上是被動的，處於守勢。民進黨則佔據道德優勢，處於主動和攻勢。
在2016年選舉中，國民黨則試圖發揮其在處理兩岸關係的優勢，主攻民進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弱點。而民進黨採取的策略是避開這個問題，主攻社會價值，把國民黨塑造成一個圖利資本家和權貴、不顧中下層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利益的政黨。結果表明，民進黨的這一策略成功了。國民黨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優勢無法表現出來，在社會價值上被民進黨攻得灰頭土臉，毫無招架之力。而民進黨不僅避開了國家認同問題，更是成功把自己塑造成社會正義的化身，最大化其在社會價值的優勢。
台灣今天的經濟問題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對台灣經濟影響的最直接表現是受全球產業鏈決定，台灣製造業遷往大陸而使台灣出現所謂產業空洞化現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兩岸經濟關係，全球化就是與大陸經濟關係的密切化。由於產業遷移到大陸，中下層選民和年輕人認為自己如果不是兩岸經濟關係緊密的受害者，至少也沒有從中獲益。因此，反大陸就是台灣版的反全球化。主張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國民黨就是全球化的代表。因此把台灣的經濟問題歸罪到台灣與大陸的經濟聯繫是民進黨的一貫策略。這一邏輯與英國脫歐、美國大選中反全球化的現象如出一轍。而民進黨就是能夠代表和維護年輕人和中下層選民的政黨。這一選舉策略抓住了選民的心理，結果奏效了。
蔡英文成功的原因在於針對台灣社會存在的問題和中下層選民和年輕人的擔憂，把自己塑造成公平和正義價值的守護者，年輕人和中下層民眾利益的維護者。這一策略實現了價值和利益的統一。
政黨輪替後的逆轉
2016年5月民進黨執政後，情況正發生變化。由於有關年輕人和中下層百姓利益的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化而產生的結構性問題，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例如薪資十幾年不漲是一個引發社會高度不滿的問題，年輕人尤其不滿。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在全球化驅動下，台灣的製造業遷往大陸等低成本地區，島內製造業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年輕人只能從事與服務業有關的工作，而服務業是一個工資較低的行業，年輕人工資因此長期停滯不前。台灣與全球化背景下其他社會一樣，一方面勞動報酬難以增長，另一方面資本收益大幅增長，貧富差距因此不斷拉大。這一趨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在陳水扁八年期間不斷惡化，馬英九八年也沒有改善，蔡英文上台後自然也無法改變這一局面。結果，選舉期間所承諾的提高工資和縮小貧富差距的許諾無法實現。同時，在勞工假期等問題上推動改革，直接導致與勞工尤其是年輕人的衝突。原來把票投給蔡英文的那部分年輕人，開始認識到蔡英文並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開始對其失望並不滿。
由於曾經許諾的利益無法兌現，蔡英文採取的策略是主攻價值，重點放在公平正義問題上。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述成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的威權遺產成為轉型正義的主要內容。在這個邏輯下，解決國民黨黨產問題就自然成為最有用的議題，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因為它體現了徹底消除國民黨所代表的威權殘留。這樣既可達到凸顯民進黨代表平等、公正的社會價值，反襯出國民黨代表非正義價值，也可以此轉移公眾對利益問題的關注，還可籍此機會達到徹底打垮政治對手的目的，可謂一箭三雕。為此，2016年5月20日上台以來，民進黨運用各種資源對國民黨黨產窮追不捨，大有趕盡殺絕之勢。同時，在勞工假期問題上，民進黨也通過了有損年輕人和勞工利益的一例一休，引發了年輕人和勞工的抗議和不滿。這種失望才剛剛開始。未來幾年，勞工和年輕人會發現，在2016年把票投給蔡英文時所懷有的那些期待，很少會變成現實。
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的民進黨
忽視利益只突出價值是否能夠讓原來的支持者滿意？這是蔡英文和民進黨面臨的最大挑戰。對於30%左右因國家認同問題而堅決支持民進黨的選民，價值可以高於利益，但對於40%左右的中間選民，則是社會價值取向高於國家認同取向，利益取向又高於社會價值取向。如果社會價值與利益衝突，他們更看重利益。國、民兩黨各自30%的支持者是他們的基本社會基礎，但40%的中間選民才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
聲稱價值與利益的一致，是在野黨可以做到的。價值與利益的脫節，是執政黨所難以避免的。脫歐後的保守黨將很難兌現公投中脫歐派向脫歐選民描繪的脫歐後的光明前景，特朗普也不太可能為支持他的男性白人藍領選民找回他們失去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於製造業的轉移，發達國家的勞工等低技能群體利益受損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只有像中國這樣接受製造業的國家，勞工等低技能群體才有可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價值和利益脫節是發達國家社會的普遍問題，也是執政黨要面臨的共同困境。身為全球化鏈條中一環的台灣同樣無法改變這一局面。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誰在台上都不可能擺脫這一困境。
對於40%的中間選民，在發現無人可以維護自身利益後，又要在失望之後開始尋找代言人。這種尋找利益代表的需求永遠不會消失。如果國民黨不能代表他們，民進黨不能代表他們，誰能代表他們呢？這是未來幾年觀察台灣政治最重要、也是最不確定的社會思潮和民意動向。這才是討論郭台銘是否應該在2020年出來參選的邏輯基礎和意義所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5月號，總第23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