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灣生”
不過，台灣確實存在一批與台灣密切相關的特殊人群“灣生”。近年來，“灣生”一詞在台灣頻繁出現，始於《灣生回家》一書。此書在台灣一度成為最知名暢銷書，獲得多個大獎。不料，媒體爆料，此書作者陳姓女子是”假灣生”，衹有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後裔、又回到日本的日本人才叫灣生。
一般將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日本人在台生下的第二代及後代稱為“灣生”（Wansei）。戰後部分留在台灣的這群人可能就是有“皇民意識”的一群人，其中不少人參與了“228事件”的暴力活動并宣揚“台獨”。有學者認為“灣生”及“灣生後代”是“台獨”的基本群衆或忠誠的支持者。
2019年5月，一批日本的灣生返台參加台北建成小學100周年大會。台北市的建成小學，畢業校友共有24屆，二次大戰結束後，所有日籍學生被遣返日本，後來組成同窗會，自2001年開始先後返回台灣參訪。2019年5月23日，由現任會長新井基率領的16人赴台參加建成小學建校100周年活動，并參觀基隆港〔21〕。
台灣自由作家、也是知日派的黎建南先生在“和魂台魄，灣生人的忍道”〔22〕一文寫到，“台灣光復後，有30萬左右的灣生。知道戰後日本生存不易，他們已在台生根，但留在台灣要被支那人統治心有不甘，有人以‘灣忍’自勉。灣忍是指忍耐在台灣活下去，還是志在成為維護大和魂的俠忍，甚至於草根忍者呢？頗堪尋味”。他同時寫到，“當年30萬灣忍，如今花開枝葉茂盛，他們經濟條件文化素質均高於一般台灣人，也熱愛台灣，但不願做中國人，不認同中華民族，可以理解，但歪曲歷史，給單純台灣人洗腦，則必須嚴密防範”。
可以說，當今在日本有一個灣生群體存在，但主體不在台灣島內，與台灣有著特殊的關係與情感，理論上與島內“台獨”分裂勢力關係較為密切。那麼，在日本的一大批親台勢力，甚至支持“台獨”運動，他們是不是“灣生”或“灣生”後代，就需要認真調查研究了。
十、新住民與外勞
隨著台灣社會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增加，在台灣社會結構中又形成一個新的群體，即新住民群體，開始有媒體與學者稱為“第五族群”。新住民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在台外配與陸配及所生子女。這個群體的規模在持續增加之中。依台灣“移民署”資料，1987年至2019年4月，外籍配偶與陸配總計有54萬人。其中，大陸及港澳地區359742人，占65%；越南（106567人）、印尼（30121人）、菲律賓（9770人）、泰國（8965人）、日本、韓國等合計近18萬人，占35%〔23〕。這些外籍配偶與陸配第二代超過42萬人（1998年開始統計，到2019年4月，尚不包括1997年以前出生者以及海外出生再返回台灣的新住民子女），其中生母為外籍配偶與陸配的二代人口為406674人，占了97%；生父為外籍配偶與陸配的衹有13937人，約占3%〔24〕。外籍配偶與陸配及其第二代兩者相加超過100萬人。另據台“內政部”資料，到2019年9月，台灣新住民人口超過55萬人，其中取得“歸化權”的外籍人士約12萬人，大陸地區取得定居證者有13萬人，港澳地區有1萬多人〔25〕。
其中，兩岸婚配有30多萬對，在台灣生活的有20多萬對。依台灣“內政部”統計，1991年到2018年11月，共有21.5萬大陸、港澳地區居民取得台灣定居許可。如果以每戶5口人計算，就涉及上百萬人。另外依據台灣“內政部”資料〔26〕，1987年到2018年11月，有12.4萬外裔、外籍配偶歸化成為台灣籍，其中以印度尼亞西與越南籍為多。
台灣還有一群外籍勞工。1989年10月，台灣從東南亞首次引進第一批3000名東南亞勞工，開始了台灣引進外勞的歷史。到2018年10月，台灣外勞人數突破70萬人，包括產業外勞與社會福利外勞，分別為446779人與256383人。在地區來源分布上，以印尼外勞最多，有25.6萬人，占37.8%；其次是越南外勞22.2萬人，占31.5%；菲律賓外勞15.4萬人，占22%〔27〕。到2019年，引進外勞時間正好30年，到2019年初纍計在台外籍勞工達70.5萬人。
外籍配偶與陸配及其子女等新住民合計超過100萬人，加上在台外籍勞工，這個群體總數超過 175萬人〔28〕。他們在台灣的身份、權利與地位有所不同，但長期在台灣居住與生活，是值得關注的社會群體，他們應有的權益與尊嚴應得到尊重與保障。
新住民群體人數的增加，逐漸成為島內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近年來台灣選舉的一個重要議題。新住民代表紛紛投入議會與地方選舉，主要政黨在選舉中也不時推選新住民代表參與。在大選中，藍綠候選人也非常重視新住民群體的票源，提出改善新住民權益與待遇的政策。在2019年大選中，蔡英文表示當局已在推動新住民的五大政策，包括擴大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開設“新住民子女產學專班”、增設新住民語文教學等，并成立地方新住民姐妹會等。國民黨也格外重視新住民權益，上屆“立委”選舉中就有一席安全名單之內的新住民代表林麗蟬。韓國瑜在2020年選舉中提出九項新住（移）民政策，包括在“行政院”下設新住民委員會、放寬健保納保規定、成立新移民技職學分專班等，以協助新移民融入台灣勞動市場。不過，台灣新住民的政治觀也與台灣整體社會的藍綠分野一樣，已經分化為藍綠兩大陣營。
十一、新的兩岸族
台灣新的兩岸群體，包括了台商、台幹、台師、台生與在大陸的台灣文化、文藝工作者等，也稱兩岸族。其中，台商是台灣工商界的一部分，但部分台商在大陸經商或與大陸有密切的經貿往來，是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儘管台商有藍綠之分，但總體上多數是理性、溫和的，對兩岸關係發展持正面看法。台商規模有多大，并沒有正式的統計，大多是學界與台商機構的估計，認為在大陸長期居住的台商從100萬、200萬甚至300萬不等。依筆者觀察，長期在大陸居住的台商沒有想象的那麼多，加上台商家屬應不會超過100萬人，但與大陸有密切經貿往來或商業關係的社會群體應當更大一些，應有數百萬人。另外，近年到大陸尋求發展、工作的台灣同胞在持續增加之中，但無從統計，估計應有數萬人之衆。
在大陸求學返回的台生，成為台灣社會又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他們還成立了大陸台生聯誼會。過去20多年來，先後有一批台灣學生在大陸求學、讀書，完成學業後大多返台工作。儘管他們有藍有綠，但以非綠為主，對大陸、對兩岸關係有更多瞭解與認識，相對客觀理性，是兩岸關係友善發展的重要力量與橋梁。
註释：
〔1〕本人非歷史學者，也沒有專門研究台灣族群問題。衹是在當代台灣研究過程中發現，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先後有許多不同的族群或群體，值得關注，但少有系統研究分析。本文就將看到與收集的有關資料歸類分析，形成一篇文字紀錄。其中，一些族群的數據，因時間不一與來源不同，存在差異。
〔2〕李躍乾，《日據時期台灣留日學生與戰後台灣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9頁。
〔3〕鄭育禮，“南台灣社會結構”，《台灣周刊》，2018年，第48期。
〔4〕王駿傑等，“蔡扮演客家妹搶票”，台灣《聯合報》，2019年12月2日。
〔5〕湯錦台，“面臨無聲消失命運的台灣客家人群”，“兩岸舟同”公衆號，2019年3月13日。
〔6〕湯錦台，“面臨無聲消失命運的台灣客家人群”，“兩岸舟同”公衆號，2019年3月13日。
〔7〕尤天鳴，“原住民生育較多，人口政策該調整”，台灣《聯合報》，2018年1月24日。
〔8〕張語羚，“翻轉農業缺工補工”，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3月1日。
〔9〕胡佛，“認同危機與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意見書”，《遠望》雜志（台北），2017年第2期。
〔10〕褚靜濤，《二二八事件實錄》（上卷），台灣海峽出版社，2007年6月，第194頁。最初來源：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出版社，1989年，第253頁。
〔11〕胡佛，“認同危機與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意見書”，《遠望》（台北），2017年第2期。
〔12〕楊亮功、何漢文，“台灣善後辦法建議案”，台灣《自立早報》，1991年2月28日。
〔13〕陶萃權，《我在戰場官場商場跟日本人打交道》，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55頁。
〔14〕何鳳嬌，“戰後海外台灣人的救援行動”，《台灣學通訊》（台北），第102期，2017年11月，第20頁。
〔15〕鄭麗玲，“戰後海南島台人的返鄉路”，《台灣學通訊》（台北），第16頁。
〔16〕李躍乾，《日據時期台灣留日學生與戰後台灣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92頁。
〔17〕汪毅夫，《台聯工作的學術風2016》，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第62頁。
〔18〕陳宛西，“赴日造飛機，戰火下的台灣少年”，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26日。
〔19〕《祖國文摘》（台北），2017年，第2期。
〔20〕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8日。
〔21〕吳淑君，“時隔73年，灣生重回基港，激動憶往”，台灣《聯合報》，2019年5月24日。
〔22〕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5日。
〔23〕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灣《天下》雜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4〕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灣《天下》雜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5〕丘采薇、鄭媁，“新住民百萬票，撼動選戰力量”，台灣《聯合報》，2109年10月28日。
〔26〕《環球時報》，2019年1月21日。
〔27〕邱琮皓，“外勞人數破70萬大關”，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11月21日。
〔28〕澎杏珠，“不要叫我瑪利亞，請叫我的名字——重新認識移、新住民系列報道”，台灣《遠見》雜志，2019年6月，第396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4月號，總第3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