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文明對抗中的文化戰略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教授、著名社科學者
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攜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在我看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控制衹是一時之事，將來必然很快可以獲得解決，但中、美文明衝突中的社會科學本土化問題才是長久的根本之計。
這次台灣總統大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萬“韓粉”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造勢大會的場面，使得韓國瑜獲得了552萬張選票；不料“韓粉”聲勢浩大的造勢，卻激起年輕世代“英粉”的危機感，他們低調地返鄉投票，卻使蔡英文獲得817萬張票，而贏得這次大選！
這是有史以來，台灣地區歷屆總統大選中，最為明顯的一次“民粹對決”。就選舉的結果來看，這是一次“討厭民進黨”和“討厭國瑜黨”的對決；就選舉時的社會氛圍來看，却是“選美國”和“選中國”的對決。更清楚地說，這次大選根本就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為什麼呢？
一、代理人的戰爭
去年四月，美國國務卿龎培歐已經很淸楚地表明：中美雙方的貿易戰爭，在本質上是“文明衝突”。美國政府已經擬好了類似二戰後冷戰的“X計劃”，準備全面圍堵中國。這次台灣大選，其實是一場圍堵中國的“網絡戰爭”。
再從歷史角度來看，這樣的選舉結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輝全力推動的“教改”。所謂的“自由派”不惜以犧牲整個教育體制作為代價，逐步推動“去中國化”的教育改革，很成功地培養出“媚日、親美、反中”的“天然獨”世代，也不知不覺地使台灣在中西文明的夾縫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選舉過後，蔡英文接受BBC專訪，被問到兩岸面臨戰爭風險時，她的回答是：“不能排除戰爭的可能性……但除了軍事準備外，更重要的是，你必須得到國際的支持……我們有相當不錯的能力，對中國來說，入侵台灣的代價將非常巨大。”她在接受親綠媒體專訪時，有人提到：有政治觀察家認為這次選舉是美國代理人與中國代理人的戰爭，“也有點過頭了”，台灣人在這次選舉，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蔡英文本人並不否認：這次選舉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而且她自己也準備好要繼續打這場“代理人戰爭”。我們不妨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回顧中、美之間的國際關係，來思考所謂“代理人戰爭”的現代意義。
二、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1775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的政策，從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1867），而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所謂“黑船”的“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7月8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
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的時候，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物輪船與海軍船艦往來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在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南北戰爭中曾建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 Gendre）。他獲知此事，立刻向北京美國使館及美國政府請示對策；同時趕到福州，與閩浙總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條約》，嚴令台灣地方官員救出遇害人員，並嚴懲原住民。
不料劉明燈等人竟然告訴他：原住民是“瑯嶠生番”，其居住地不歸中國官府管轄。李仙得因而對台灣原住民土地的所屬及管轄產生質疑，號稱“中國通”及“台灣通”的李仙得在處理羅發號事件的過程中，發現台灣島上有兩個政權，一是代表漢人的清朝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頭目。清朝統治台灣以來，採取分疆劃界的策略，對於原住民活動地區設“土牛”，以封山禁絕的方式，將原住民居住地視為“化外之地”，是清廷統治權所不能及的地方。國際船難事件發生時，受難者找管轄國理論，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推諉責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無主論”（non-territory），認為當時清廷在台灣設立的官方機構最南衹管轄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東岸宜蘭以南的後山，都是“無主地”，原住民的活動空間不隸屬於任何政權。他還出版了《台灣番地所屬論》，質疑清廷對台灣的主權。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談判，必須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原住民雖然有“出草”的習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但十八番社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跟一社訂立協議，救護失事船員，並無法約束其他社的行動。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並沒有委派救難人員。原住民碰到遇難人員，無法送到遠方，乾脆“殺掉了事”。
他主張：對船難漂流者懲兇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願處理，最好由日本來承擔。因為台灣位於宮古島附近，地理位置相當靠近日本。如果日本佔領台灣，對其他強權不會造成威脅。若是日本不願意，假以時日，英、美強權也會佔領台灣。
1874年，兩艘石恆島與宮古島船對琉球國年度進貢之後，返航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恆春南端，倖存上岸的六十六個琉球民，有五十四人被排灣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生還的十二人被保力莊主楊友旺營救，獲送由鳳山縣衙，轉送到福州琉球會館。
當時日本外大臣副島種臣知道美國海軍曾經與台灣原住民作戰，向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 E. DeLong）商借台灣地圖，想瞭解台灣南部沿海地區的地形地勢，德隆將李仙得介紹給副島，擔任日本外務省外籍顧問，兩人都力勸日本藉機攻占台灣。
李仙得與副島種臣經過幾次沙盤推演，完成了一份《李仙得備忘錄》，其中強調：“善用琉球人遇難事件，並趁清朝內政混亂……是將台灣、澎湖一舉據為已有的重要時機。”後來日本決定是否對台灣出兵，始終遵循這份備忘錄的指示，它變成明治政府對華政策指導原則。
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前一年，日本想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德隆即說服美國，承認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島種臣也表示願意繼承《美琉條約》，讓美國可在琉球島上建立加煤站。既然獲得了美國承認，副島種臣因為牡丹社事件與清廷談判琉球歸屬問題時，又迫使清廷承認遭難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終於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把琉球轉化成為“沖繩縣”。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兩國應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甚麼叫做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而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代表了“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模範”。
在牡丹社事件後的第二年，日本藉口軍艦“路過”朝鮮江華島時，被朝鮮士兵砲擊，而爆發連續三天的武裝衝突。“江華島事件”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允許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駐使臣；日本並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分化清朝廷與朝鮮的朝貢關係。此後，日本對朝鮮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斷增長，朝鮮的統治階層也開始出現親日的“開化黨”。
1894年的1月，朝鮮又發生東學黨之亂。6月1日，朝鮮向清廷求救，清廷決定出兵，內閣總理李鴻章依約知會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但亂事平定後，日本卻不撤兵。7月9日，美國受朝鮮之託，請協助勸清、日兩方撤兵，當日本拒絕時，美國僅在形式上表示遺憾，實際上美國軍火商卻大賣武器彈藥給日本，為其軍事行動加柴添火。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終於正式爆發。
戰局的發展對清廷愈來愈不利，清廷決定依照日本的要求，派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代表，赴日本談判。張蔭桓建議：聘曾任清朝駐美使館法律顧問的福士達（John W. Foster）擔任使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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