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個月相對沉寂，台灣方面又開始推進“爭取活動”，並且是馬英九一再親自出面。5月下旬馬英九表示，今年11月的APEC有無可能馬習會，“這大概是最好的機會，這個舞台早就搭好了，就看大陸方面”；6月中旬馬英九提出，“兩岸四地領導人碰面，應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達成概念穩固下來，成為一個超穩定架構，對於台灣、大陸都是好的”，他並重申“APEC馬習會”主張。
從2013年12月到2014年7月，台灣“爭取活動”的8個月，與以前的“爭取活動”初始階段比較，有幾個較明顯特徵。第一，在大陸方面已明確否定，2014年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實現習馬會的背景上，台灣方面仍然繼續推進“爭取活動”，而且馬英九多次親自出面；第二，在“爭取活動”中，台灣方面，包括馬英九本人開始注意提出馬習會的實際內容，如兩岸關係的“超穩定架構”等，但效果並不明顯；第三，有較多學者出面，對“爭取活動”進行不同角度的分析，而且越來越多的意見傾向於質疑“爭取活動”的可行性。這幾個特點表明，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將很快陷於失敗。
（3）“爭取活動”的最後努力階段（2014年8月至10月）
可以認為，經過2月張王會，台灣方面已經清楚知道了，大陸方面對於在2014年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實現習馬會的明確否定。特別在2014年8月以後，隨著APEC會期接近，遞送邀請函等準備工作已著手進行，在APEC實現習馬會不能成局已經公開化，但台灣方面仍然在推行最後努力，而且在明顯失望之中，表示了對大陸方面的諸多不滿。
8月21日，《聯合報》有報道稱，由於張顯耀在與大陸方面交涉今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太早和盤托出台灣方面底線，導致馬習會破局，第一次公開了“馬習會破局”的信息。隨後，《聯合報》又發文“馬習APEC會形同破局”指出，“馬習會已形同破局，我方也未準備其他備案，短期之內，兩岸領導人可能沒有其他機會會面”；9月26日《聯合報》發表社論“錯失馬習會北京會吃後悔藥”稱，“運用11月北京APEC年會安排馬習會的構想幾告幻滅，但鼓吹此事者仍未放棄最後的努力。北京若錯失此次馬習會不二機遇，未來恐會來不及吃後悔藥”，不僅公開確認了習馬會最終未能成局，而且指出台灣方面還在做“最後努力”，同時稱大陸方面將“來不及吃後悔藥”。隨後，台灣學者趙春山、蘇起、張五岳、顏建發等紛紛撰文，對於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未能成局的原因進行分析，其中蘇起於10月上旬認為，“馬習會不只牽涉兩岸關係，還包括台灣國際空間及大陸內政外交等問題，本來就是高難度，如今習馬會成不了，並不意外”，是比較深刻、準確的分析。馬英九10月31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我方一直認為APEC是兩岸領導人會晤最恰當的地方。……他們顧慮多了一點……”，表明了他對於台灣“爭取活動”未能成局原因的認識。但大陸方面表示了不同看法與態度，10月9日鄭立中表示，“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條件成熟了，習馬會就有可能”。此前的9月24日，馬曉光因應記者提問時稱，“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大陸最早提出來的，也是大陸的一貫主張，只要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助於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大陸都採取積極開放的態度”。
2014年8月至10月的三個月，是台灣方面“爭取活動”的最後階段。在“爭取活動”已確定未能成局的情況下，台灣方面仍做了最後努力，這在9月中旬之前一直在進行。同時，台灣各主要智庫及學者，開始分析“爭取活動”未能成局的原因。雖然他們看法各異，但總體上還比較客觀、清醒，基本上都認為，台灣方面希望在2014年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實現馬習會，低估了其複雜性和困難，實際上這一問題牽動兩岸關係全局，在兩岸關係現狀下，註定難以成局。
二、台灣方面“爭取活動”未能成局分析
台灣的這次“爭取活動”是2008年以來，涉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一次最大規模事件。“爭取活動”最終未能成局的原因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十分值得關注。
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一開始，大陸方面就公開表示，大陸方面一直積極主張兩岸領導人會面，但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無需借助國際會議或場合。這實際上就是對於台灣方面“爭取活動”的直接、明確的否定，是台灣的“爭取活動”不能成局的直接原因。台灣方面應該十分清楚大陸的這一基本立場，但台灣方面沒有從改變習馬會的場合入手，促成“爭取活動”成局，而是反復宣稱APEC是“最適宜場合”，因為APEC只是“經濟體會議”，出席者均為“經濟體領導人”，因而在APEC場合實現馬習會不會導致“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治後果。所以，這一基本的原則分歧，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台灣“爭取活動”不能成局的必然命運。筆者從一開始關注台灣的“爭取活動”，就認為絕不可能成局，原因即為筆者清楚瞭解兩岸之間存在這一基本原則分歧。筆者認為，台灣方面“爭取活動”的真正目的在於，爭取改變APEC形成的慣例，爭取馬英九得以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從而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
顯然，台灣“爭取活動”及其未能成局，沒有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化，反而增加了兩岸之間的不信任感，更加突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於兩岸關係的不利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兩岸原則立場分歧嚴重，台灣的“爭取活動”未能成局，但在整個兩岸互動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強烈的對抗，而且基本上只是就事論事，並沒有“上綱上線”的反應，可以想像，在不公開的互動中，情況也應是這樣。所以，台灣“爭取活動”未能成局，沒有對兩岸關係造成明顯不利的影響。但是，由於這一事件，兩岸之間的不信任感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而且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不利影響，也必然有所上升。前述2014年《聯合報》民調顯示，認為兩岸關係外交領域競爭加劇，與此事件應有直接關係。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及其發展變化前景
如前所述，由於發生了兩個事件，2014年成為2008年以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最突出的一年。這兩個事件在2014年發生有偶然性，主要是2014年在北京舉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促成了它們發生；但更需重視發生的必然性，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受兩岸關係變化，以及台灣內部政局變化影響，正逐漸突出。但這不是2008年前兩岸在國際上嚴重對抗的再現。可以預測，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顯示的特點和發展變化趨勢，在未來時期將繼續保持，並將有進一步表現。
一、2014年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進一步突出，反映進入深水區後，在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背景上，台灣方面對於擴大“國際空間”的迫切心態。這一趨勢將繼續保持，並將成為兩岸關係中的矛盾易發點。
由於台灣的“爭取活動”，特別是由於“爭取活動”規模大、層級高(馬英九多次親自出面)，這一活動導致了2014年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突出。《報告》顯示台灣民眾認為，兩岸關係外交領域競爭加劇，應受“爭取活動”即其未能成局的直接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