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認為，市民素質的提高與自覺性的增強，既需要“自律”，更需要引導與“他律”。
胡品談到立法對青年學生群體的特殊意義。“我們青年學生還處在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不文明行為不受約束，學生就不容易養成文明習慣。將文明行為入法，可以讓學生更加明辨是非，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學生形成文明的價值觀。從學生開始，文明行為立法的價值還將得到放大。因為只有培養了學生的文明習慣，我們的城市才有更加文明的未來。”
經過十多年來的文明城市創建，寧波的市民素質和全社會文明程度都得到很大提升。價值觀講堂、道德講堂、道德評議會等深入基層，湧現出俞複玲、劉國娟等一大批道德模範、最美人物，自動扶梯“右立左讓”等道德實踐活動影響廣泛，市婦聯胡青藍點贊這些寧波文明城市創建的好經驗。她認為，把文明創建的一些成功經驗上升到立法高度予以支持和保障，勢在必行。制定有寧波特色的文明行為促進條例，既有利於弘揚和保護市民的文明行為，又有利於懲戒各種不文明行為。
寧波市法制辦立法二處處長林堅東說，為了促進城市文明建設，通過法律形式將部分道德規範變為法律規範，在世界各國均有相應的做法。事實上，在我國現行法規體系中，對文明行為進行規範立法的條款也很多，寧波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中，《寧波市限制養犬規定》《寧波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等也有很多涉及文明行為方面的規定，但是出台一部全面、系統規範文明行為促進方面的地方立法還是很有必要，有利於強化文明行為促進的執行力度，增強權威性，提高公信力，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文明行為促進各項內容、實施方法作出嚴格規定，增強文明行為促進的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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