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難度最大的是台灣安全環境的重塑問題。這是指如何讓台灣民衆感受到大陸可以為台灣提供從傳統安全到非傳統安全的有效供給，構建兩岸安全共同體。在這個不安全的世界裏，安全供給當然是艱難任務，但是如果從政治敏感度稍低的非傳統安全做起，例如在嚴重自然災害、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災難、核安全與核廢料處理、資源能源和食品安全問題、跨境犯罪、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上建立可靠的兩岸聯合應對體系和應急管理機制，累積兩岸民衆的安全互信基礎，那麽就有可能為未來兩岸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的互信合作打開空間，兩岸安全共同體的建設就不會是夢想。由於亞太地緣政治和兩岸曆史遺留問題的高度複雜性，必須先有兩岸經濟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才可能推動建立兩岸政治共同體，這是兩岸關係發展不同於歐盟共同體建設的關鍵所在。
在兩岸安全共同體構建的進程中，中美關係保持互信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這就超出了兩岸關係本身，涉及到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朝核問題、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都會考驗兩岸關係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上看，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和周邊地緣政治密切相關，不謀全局者實不足以謀一隅。
兩岸民意沖突：新的政治因素
蔡英文的大勝讓大陸輿論沸騰。雖然早在選前大陸民衆就從網絡媒體信息中多少知道蔡英文具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多數人還是想像不到朱立倫和國民黨居然會輸得這麽慘，民進黨居然能夠包攬行政權和立法權。震驚之後是對“台獨”復辟的擔心，對台灣選民的失望，甚至還有對大陸對台“讓利”政策的不滿。從心理學上看，這些擔心、失望和不滿情緒其實是挫折感的反映，這種集體的心理挫折感是在不完全瞭解台灣民情的情況下，對國家統一問題單方面憧憬破滅的後遺症。與此同時，出於對民進黨執政下兩岸“和平分裂”的擔憂，大國崛起和強國心態開始催生出“武力統一”的強硬輿論。目前大陸的“武統論”已經從少數退休將領公開報道的言論傳播到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中，有相當一部分青年學生、白領甚至政策精英同情或支持“武統論”，這是大陸民意的一個重要變化，足以影響兩岸政治決策。
近年來，多數大陸民衆常以一個省的規格看待台灣的政治地位，有意或無意忽略台灣民意中強烈的“國家認同”和對兩岸“對等地位”的渴求。因此，兩岸民意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屢發沖突，在大陸民衆眼中十分可笑的地方剛好是台灣民衆心目中十分敏感的地方，反之亦然。例如，當台灣年輕人自認為“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的時候，不少大陸人很可能嘲笑為“自不量力”。如果再出現長期教育培養出來的維護“一中原則”、貶斥“中華民國”符號的事件，兩岸民意的直接沖突就會爆發。2012年10月的東京影展事件，2013年11月的張懸事件和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都是典型例子。特別是周子瑜事件，由於發生在台灣大選前夜，其媒體傳播效應幾乎是一場“完美風暴”，足以影響幾十萬選民翌日的投票選擇，並且成為幾天後大陸網民“帝吧遠徵台獨Facebook”大規模網絡群體事件的導火索。
而現在台灣選民居然選出具有“台獨”背景的蔡英文，這件事讓大陸很多民衆的強國情懷深受抑挫，進而懷疑過去八年來以經濟促政治、擴大兩岸交流的和平發展道路，特別是質疑經濟“讓利政策”不僅徒勞無功，而且“姑息養奸”，助長“和平分裂”的態勢。“武統論”因而獲得了社會基礎，醞釀成型。
迄今為止，“武統論”基本上是一種應急式、懲罰性的決戰思維，它並不考慮兩岸關係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政治經濟基礎，也沒有全面考慮兩岸所處的複雜外部大國關係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武統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於威懾和制止各種“顯性台獨”，但難以對付“隱性台獨”問題。“顯性台獨”包括並且不局限於如下內容：以所謂“宣告獨立”、“制定新憲”、“憲政改造”、“公民投票”等政治法律形式進行“國號正名”、更改“固有疆域”、“兩國論”或“一中一台論”入憲等行徑，以及通過各種政治、軍事活動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製造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此外，如果有明顯可靠跡象表明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包括武力統一在內的非和平方式也是必要的對策，當全面評估、適時啓動。但是，武統論很難有效對付“隱性台獨”問題。這裏所說的“隱性台獨”是指以各種教育、文化、藝術、社會傳播、公共政策和涉外交往推行增強“台灣國家意識”、凸顯“國家主權”、強化“台灣主體性”並與大陸進行政治區隔等活動。對台使用武力固然可以遏制“顯性台獨”行徑，但長期看難以解決台灣民衆對大陸的認同疏離問題和敵對意識，這些正好是“隱性台獨”的社會心理基礎。
“武統論”固然有其缺陷，但作為日益活躍的大陸民意在對台事務上的一種強硬反應，它是對蔡英文所謂“天然獨”新世代民意的一種反制。這種兩岸民意的沖突隱然成型，將為兩岸官方的決策增加更大的“觀衆成本”，其實並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福。但是，這是兩岸現實情勢下的客觀存在，是蔡英文不可回避的新問題。蔡英文在選舉期間以“維持（兩岸關係）現狀”、遵循“現行憲政體制”、承受“兩岸交流既有成果”等論述來回應各方對其兩岸政策的質疑，對兩岸議題採取了淡化的策略。同時，由於大陸官方的克制，台灣民衆也還沒有真切感受到兩岸關係的“地動山搖”。因此，兩岸議題並沒有成為此次台灣選戰的主軸。不過，蔡英文當選後，那些抽象浮泛的論述已不足以應對具體而迫切的兩岸事務，蔡本人的“隱性台獨”作風，民進黨部分精英對“台獨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時代力量黨和獨派社團的激進“台獨”言行，勢必造成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激化兩岸民意的對抗，引發台灣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從而造就了蔡英文執政的緊迫困境。這種不穩定、不確定的兩岸形勢，與八年前馬英九當選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別。
蔡英文在選後提出願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這個“既有政治基礎”表述涵蓋了尊重“九二會談”的曆史事實、遵循“現行憲政體制”、接受過去的兩岸交流協商成果以及依據“台灣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等四項內容，顯示她開始尋求對大陸有所妥協。不過，目前來看，這樣的妥協離大陸的要求還較遙遠，大陸主流民意也不買賬。在兩岸民意對抗的大背景下，隨著大陸施加的政治壓力不斷增加，加上台灣內部經濟社會治理困境的存在，蔡英文的決策困難有增無減。
結論
從馬英九執政八年，到今後蔡英文執政，台灣執政黨和領導人的更疊伴隨著對大陸政策的政治基礎的改變，這是大陸對台政策調整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作為基礎，兩岸的新功能主義式的經濟技術交流會由於其先天的不足和局限，勢必無法再“維持現狀”。影響兩岸關係變動的，將是愈來愈多的政治干預，來自大陸官方的政治壓力和大陸民意的反制壓力只會增強，不會減小，這是台灣新執政者無法回避的，兩岸關係將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22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