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社會訴求正在逐步走向保守，這與世界範圍內政治訴求普遍向“右”轉的社會意識發展傾向是合拍的。但民進黨一直堅持的是較“左”的激進路線，即以強硬的衝擊改變現狀，實現較為徹底的改革。從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社會民意變化的趨勢來看，激進改革甚至是“革命”的路線正在被拋棄，相反傳統以民生為中心的社會價值正在逐步回歸。這種社會價值事實上要求比較穩定的社會治理模式，對激進的政治行為路徑會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
整體來看，隨著選民“中性化”趨勢逐步明朗，國民黨與民進黨均面臨著結構性衝擊，這是兩個主要政黨以前沒有遇到的新問題。對國民黨而言，選民“中性化”要求改變傳統的政黨運作模式，完成由資源配置型政黨向議題動員型政黨的轉變，同時需要改造內部結構，加強對選民的吸引力。對民進黨而言，該黨以前雖然遇到過衝擊，但價值系統受到結構性衝擊的局面卻較少遇到。長期以來，民進黨依賴其價值系統在台灣建構起區隔政治，強化族群之間的對抗，並藉此逐步擴大了政治版圖。但現在忽然面對價值訴求系統的挑戰，未來發展的變數之大，可想而知。不過從目前來看，民進黨顯然仍是希望將政治動員的主軸重新拉回對抗的軌道，將與大陸的對抗作為政治動員的核心軸線，但這種違背民意變化趨勢的做法很難行穩致遠。
三、政治激情消退及執政績效日益受到重視
目前台灣社會出現的民意變化是民進黨兩年來執政績效不佳的直接反映。2016年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卻也立即背上了“執政包袱”。對於台灣任何一個政黨來說，在台上時都有“執政包袱”的問題存在，目前來看似乎沒有哪個政黨能夠完全擺脫這種執政的困境。但較之國民黨執政的八年，民進黨上台以來，經濟發展未見起色，治理“新政”引發新的社會對立衝突。政治績效不彰引發台灣社會對政治發展的反思，進而引起了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執政績效在民意評價系統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島內這種民意變化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台灣民眾的政治激情逐漸消退。縱觀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可以看出，晚近以來的台灣政治結構變遷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激情釋放過程。民進黨通過議題營造的方式，不斷激起台灣民間政治參與的熱度，並藉此營造輿論環境，形成對競爭者的強大壓力。政治激情氾濫往往是政治動員過度的後果，主要表現為清晰的“群我邊界”和對抗式的動員模式，以及較高的政黨支持度與忠誠度。在經歷了長期的“民主化”實踐以後，台式民主的缺陷更加充分暴露出來，民間社會開始對這些制度進行較為系統的反思，原先帶有理想主義的政治熱情也隨之消散，相應地，政黨支持度也會逐漸降低，而中間選民的數量則會逐步增加。
政治一旦離開了選舉的政治劇場，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社會的治理問題，也就是政治目標與政治理念的兌現過程。民進黨上台之後，不去考慮消弭台灣社會的裂痕，反而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製造矛盾與衝突，在諸如“年金改革”、“同性婚姻”、“勞工立法”等問題上屢屢凸槌，台灣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反彈也逐步加強。不管民進黨的出發點如何，執政亂象非常現實地影響到了民眾的生活，因此而引發的失望情緒也會逐步發酵。當然，這種情形的出現與民進黨的動員策略是相關的，民進黨在進行政治動員中通過抹黑對手以及訴諸“轉型正義”之名，給民眾畫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大餅，提高了台灣社會的期望值，卻沒有辦法完全兌現，最後衹能接受民粹的反噬。
島內民意逐步增加對執政績效的重視意義重大。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認知的變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民進黨重新上台以後，島內民意出現了明顯的“統升獨降”現象，這種現象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民進黨第一次上台時就出現過類似現象，這反映出台灣民間社會對於執政當局政治立場的擔憂，以及進行制衡的心態。同時，在經歷了陳水扁時期的激烈“台獨”衝撞以及蔡英文上台之後破壞兩岸關係政治基礎造成的台海動盪，台灣民間社會對於“台獨”之不可能實現有了進一步清晰的認知。這也說明，“台獨”勢力雖然極力要脅持台灣人民走向“台獨”的道路，卻低估了台灣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辨識能力以及抵制力度。
大陸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發展進步與成就，對台灣民意變化也起到了推動與催化作用。國台辦推出的31條對台政策調整措施，旨在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加強了推動兩岸融合的力度，從制度上為兩岸融合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在大陸持續的拉力之下，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及大陸的認知向良性變化的速度加快。31條措施頒佈後台灣民眾赴大陸工作意願增加就是較為典型的表現。同時，各地方根據自己的特點相繼出台了便利台胞在大陸學習生活的措施，推動兩岸民眾向深度融合的方向發展。大陸發展及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的堅持給台灣民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對台灣民意變化的影響也是直接和長期的。因而可以判斷，在上述各種因素的共同推動之下，未來隨著兩岸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執政績效在民意評價系統中的權重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
四、激進主義的回落和政治話語的祛魅
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綠營提出的幾個“公投”議題遭到民眾否定，“公投”結果與民進黨在“反核”、同婚乃至“台獨正名”上標舉的“進步價值”悖反，一般認為是沉默庶民對政治精英的反彈，而反彈之大，執政者卻未能料及。這是遠比這次選舉結果重要的一個事實，其反映出的社會表達就是對激進主義的否定。
長期以來，激進主義路線在台灣成為主流話語形式，這與台灣社會在劇烈變遷過程中的政治鬥爭與權力爭奪有關。反對者往往以激進話語動員群眾，凝聚支持者並發起對敵對勢力的攻擊。而從社會政策訴求上來說，激進話語強調劇烈的社會變革甚至是社會改造，往往是用崇高的理念與高尚的訴求為社會大眾描畫美好的願景，並與現實比較，營造巨大的落差，形成劇烈的社會意識變遷，甚至挑動起社會的不滿然後集結成為風潮。在民進黨長期發展過程中，激進路線一直是主流選擇，對於該党奪取執政權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激進主義路線的動員力來源於其話語形式。比較而言，激進主義話語因為對未來的美好擘畫而比保守主義的話語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結合了現狀缺陷建構出來的“現實不美，未來可期”口號遠比立足於現實的社會改革計畫更能引起底層社會的共鳴。經過長期建構，激進主義話語形成了壓制性的力量，具體表現就是台灣社會被形容成“民意”的話語符號系統，這些話語被賦予了“正義”、“進步價值”的道義標籤，具有不容挑戰的“價值正當性”。在台灣的文化圈，這些年有四個議題具有不能被挑戰的“先驗正當性”，即“反核”、“台獨”、“同婚”、“廢死”。這種話語權壟斷會反過來推動政黨向激進主義方向發展。可以說，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激進主義擴張是一條起到關鍵性影響的主線。
但激進主義一旦取得執政權，困境立即就會顯現出來。民進黨上台以後，仍然擺脫不了激進主義的路徑依賴，無論在“反核”、“年金改革”，還是“同婚”、“轉型正義”等問題上，均希望以激進訴求解決執政中出現的問題。“年金改革”顯然是一個典型例子。事實證明激進主義破壞有餘，建設能力不足，陷入困境自然沒有什麼意外。
激進主義理想訴求與現實問題之間的落差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填補的，而這種落差的長期存在則給予社會以反思的空間，特別是下層社會因為激進主義路線而利益受損時，認知轉向的速度更快。激進主義以美好的訴求贏得民眾，卻無法將這種訴求予以兌現。同時，因為激進主義結構性改造的基因極有可能造成社會的割裂與對抗，遭遇阻力可以想見，現實執政中接連碰壁自然也沒有什麼意外。
泛綠陣營“反核”神話被打破正是這種現實與理想衝突的結果。核能問題在台灣已經辯論很久，綠營經過長期經營建構起了關於“廢核”的強大話語優勢，“非核家園”成為綠營的神主牌，更是無堅不摧的政治口號。民進黨上台後“廢核”理念“入法”，進入到了務實推行階段。但民進黨當局卻難以解決因“廢核”而出現的電力緊缺問題，因重啟煤電而引起的空汙問題成為執政的痛點。其他類似“同婚”議題引起的倫理爭議，以及“卡管”事件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的侵害，均引起了社會廣泛反思，“九合一”選舉中民眾對“公投”議題的態度直接反映了這些反思的結果。這種價值觀念上的反思對民進黨和泛綠陣營來說才是真正的危機，對泛綠陣營是極大的打擊。
當然，激進主義是否就此退出台灣的歷史舞台，還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就台灣而言，激進主義能夠存在的條件主要有兩個：一是劇烈的社會分歧，二是民眾缺乏對激進主義口號的評價能力，這兩種情形在台灣還一定程度上存在，激進主義仍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社會出現對激進主義的反思，不過是激進主義消退和保守主義上升的濫觴而已。
五、結語
近期台灣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反映出台灣的政黨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態又進入了一個關鍵性的節點。經過長期的發展和糾錯，台灣社會逐步擺脫悲情政治和對抗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強度開始減弱。雖然現在還不能確定這是偶然現象還是具有穩定性的趨勢性現象，但從島內民眾的行為取向以及“第三勢力”和魅力型領袖崛起的現象來看，似乎更傾向於後者。如果這個判斷成立的話，意味著台灣政治結構與生態隨後將進入快速重整的階段，國民黨會進入體制加速弱化的時期，而民進黨則面臨體制與價值雙重調整的挑戰，“第三勢力”發展空間擴大，會逐漸增加對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力。上述這些變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自然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影響，兩岸關係結構也面臨著較大調整，激進的“台獨”路線和社會改革路線的生存空間會逐步縮小，兩岸交流與合作的空間會逐步加大，兩岸的社會融合也會因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而對兩岸關係結構產生根本性影響。因此，未來台灣政黨政治結構變化走向如何，以及如何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0月號，總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