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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林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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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成 |
牛林傑：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中韓關係
2022年中韓即將迎來建交三十周年。三十年來，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中韓兩國在政治安全、經貿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發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得到不斷深化。但近年來，美國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者”，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挑起與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並不斷向傳統盟友國家施壓，促其共同參與對中國的打壓和遏制。韓國是中國的近鄰和戰略合作夥伴，同時又是美國的傳統盟友，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對中韓關係正在產生重要影響。
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中韓關係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政治和安全領域的信任危機、經貿和科技領域的供應鏈脫鉤、人文社會領域的負面認知等。
韓國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重要盟友，是支撐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合作夥伴。美國出於遏制中國的目的，先後採取了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向韓國發出邀請其加入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信號，要求韓國參與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建，阻止韓國企業向中國轉讓尖端核心技術等措施。面對美國的外交壓力和各種誘惑，韓國正陷入戰略選擇的困境。2021年5月19日至22日，文在寅總統訪問美國，韓美在聯合聲明中首次公開提及台海問題，引起了中國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此外，韓國在派遣北京冬奧會外交代表團的級別方面也深受美國抵制政策的影響。韓國在一些涉及中國的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向美國靠攏，給中韓兩國政治互信帶來了隱患。
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美國積極拉攏盟友加強在半導體、汽車電池、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領域的合作，試圖繞開中國，重建“供應鏈”體系，這可以看做是美國為今後進一步升級對華技術封鎖的提前佈局。美國在尖端技術領域與中國“脫鉤”的做法，造成韓國面臨“非此即彼”的艱難抉擇，與中國的正常貿易、供應鏈合作、科技合作等深受影響。比如，最近一家韓國知名企業為了擴大在中國的晶片產能，打算購買荷蘭阿斯麥爾（ASML）公司的光刻機運往中國，卻遭到美國政府的極力阻撓。雖經韓國多方協調，該計畫最後仍以失敗告終。隨著中國《反對外國制裁法》的公佈實施，韓國一旦跟隨美國參與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封鎖，中韓關係必將產生新的矛盾。
在人文社會領域，中韓同屬漢字文化圈，文化交流關係源遠流長，兩國人民彼此都有一種親近感和認同感，這為發展中韓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由於中韓兩國國情、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兩國之間的相互認知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兩國國民之間的感情經常會波動起伏，甚至出現惡化。據韓國調研公司2021年7月份進行的一次民調顯示，韓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僅為24.8%，達到了近年來的最低水平，在韓國對周邊國家的好感度中排名倒數第二，幾乎接近韓國人對日本的好感度24.6%。另一方面，中國人對韓國的好感度近年也呈明顯下降的趨勢。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好感度是中韓兩國國民之間友好感情的晴雨錶，對兩國關係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中韓兩國國民之間日益嚴重的負面認知，已經成為影響中韓關係健康發展的障礙因素。
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韓國在涉華問題上向美國靠攏，做出一些讓步，有其內部和外部的原因。但從當前韓國的總體態勢來看，韓國並沒有向日本那樣全面倒向美國，韓國仍希望同美國和中國都保持密切的雙邊關係，韓國在中美之間試圖保持戰略均衡的政策方向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中韓關係在今後一段時期很有可能會在艱難曲折中繼續發展。
中韓兩國是近鄰，發展中韓友好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兩國在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以及發展經貿合作的互惠性、人文交流的普遍性等方面都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種利益共同體是中韓關係的“壓艙石”。儘管兩國關係不斷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響和衝擊，但上述兩國的共同利益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鑒於此，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在政治外交領域，中韓應進一步加強首腦外交的引領作用，不斷深化兩國的政治互信。韓國應慎重應對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韓美同盟中確保一定的主導權，保持政策的一慣性；對華關係應把握“不碰觸中國核心利益”的政策底線，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儘可能保持韓國的戰略均衡。
第二，在經貿和科技領域，中韓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實質性合作。兩國應積極推動中韓自貿區進一步提質升級，積極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全球金融穩定等多邊領域加強合作。
第三，在人文社會領域，中韓應進一步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在兩國國民之間逐步建立起經得住考驗的相互理解和信賴的關係。為此，兩國應進一步提升中韓人文社會交流戰略對話機制的級別，推進著眼於長遠發展的人文社會交流和合作制度化建設。同時，積極創新人文交流的新渠道、新內容、新方法，進一步擴大兩國在學術、文藝、民俗、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提升中韓人文交流的水平。同時，兩國媒體應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為推進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化發展發揮積極的、健康的導向作用。
李家成：中美競合影響下的朝鮮半島形勢
如果說2001年中國入世、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由此陷入泥潭是中國崛起的第一次戰略機遇，那麼中美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成敗可以說是中國崛起的第二次戰略機遇。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中國是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美國是負增長，這一正一負之間，中國的崛起在加速。可見，經濟復蘇的關鍵在於控制疫情。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感加重，對華遏制態勢不斷加碼。中美戰略競爭由此日益激烈化、全面化。不過，好在經過兩國首腦和高層的數次磋商，中美在氣候變化、軍備控制、放鬆簽證限制、釋放原油儲備等領域展開一系列合作。
一、中美關係在競爭中走向對話
進入21世紀以來，東升西降、中興美衰成為時代大勢。中國成功入世、創立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投行，促成RCEP，成功控制住新冠疫情，前景看好。而美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接連失誤，種族矛盾激化、種族攻擊頻發，從阿富汗撤軍時的倉皇失措和混亂無序，凸顯了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和盟友對美國的信心大減，皆是美國衰落的諸多跡象。即便是美國官員也承認，美國民主正因政治極化、種族不公與矛盾、投票權利受限以及國內極端主義等問題而受到損害。 但是，美國依然具有實力優勢。
隨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美國得以將全球戰略資源集中於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維護和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已經放棄接觸中國以改變它，尋求“在戰略競爭中取勝”。美國對華戰略的實質超越了黨派差異，呈現出驚人的對華強硬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對華戰略手法，從特朗普政府的單打獨鬥到拜登政府的團隊作戰。拜登政府正在啟動和重組聯盟，包括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機制（Quad）、五眼聯盟（Five Eyes），糾集其傳統盟友英國、北錨日本、南錨澳大利亞共同威懾和遏制中國。不止於此，中美關係還因台灣、貿易、高新技術、人權、知識產權、網絡安全、海外影響力等廣泛且重要的問題而日益惡化，相互制裁對方政要與實體，充滿了更多的緊張和不信任。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把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稱為“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對此，他提出了“中美關係”三分法，即能合作的部分會合作，該競爭的部分會競爭，在不得不對抗的時候會採取對抗。美國對華戰略“具有敵對性、競爭性、合作性”三個要素，中國被美國定位為“唯一競爭對手”。美方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 中國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競爭會破壞可能的合作。不過，後來美國尋求負責任地管控好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避免競爭轉為衝突。美國已做好了參與激烈競爭的準備，但不想與中國發生公開衝突，並渴望在兩國利益一致的領域展開合作。
拜登上臺後，中美兩國首腦進行過三次通話，為兩國日益加劇的博弈設下護欄。高層也三度展開面對面接觸（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會晤、7月的天津會晤、10月的瑞士會晤），前兩次火藥味十足，第三次更為平和一些。中美雙方繼續各說各話，都闡明了彼此的優先利益關切，但找不到化解巨大分歧的突破口，未能打破僵局。
中國的目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地位和影響。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中美兩國並不必然相互構成威脅，差異分歧並不構成中美對抗的理由，中美雙方誰都無法承受衝突對抗的後果。中美兩國應當相互信任而不是猜忌、相互理解而不是指責、相互合作而不是拆臺。
王毅表示，在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國家，也不應該有高人一等的國家。中國更不會接受任何國家自詡高人一等。美國一直在給其他國家施加壓力，如果美國到今天還沒有學會如何以平等的態度同其他國家相處，那麼，中方有責任與國際社會一道，好好給美國補上這一課。 中國在“平視”美國，認為美國沒有資格對中國說教或指手畫腳。
謝鋒直批美國“妖魔化中國”以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好像“不扯上中國都不會說話做事了”“壞事做絕還想好處占盡”；指美國拋出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祇是把“家法幫規”包裝成國際規則，就是想耍賴，想實施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美國才是“駭客帝國”與“監聽帝國”……等等。中方還開列糾錯清單和個案清單，分別有16項和10項，包括要求美國取消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制，取消對中國官員的制裁，以及不再將中國主要新聞媒體的駐美機構指定為外國代理人。雖然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採取的，但拜登總統尚未採取行動廢除其中任何一項。王毅對謝爾曼列出中國的三條底線：美國不得挑戰、詆毀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不能破壞中國領土完整。
謝爾曼表示，美國相信中國發展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中國必須“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對此，王毅回應稱，在遵守國際規則方面，美國才是最應該反思的國家。美國應該在遵守國際規則方面帶個好頭，而不是相反。
中美瑞士會晤達成共識，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原則上就年底舉行視頻首腦會談達成協議。拜登總統稱，有幾年沒見到習近平主席了，如果能見面就好了。
習拜視頻會晤達成一系列成果。習拜同意保持溝通、加強接觸，設置合理的防護欄，開展軍控談判，推進跨越安全、技術和外交領域的戰略穩定對話。拜登稱“美國不鼓勵（台灣）獨立，美國對台政策不變，台灣要自己做決定”。拜登政府儘管已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卻不斷推進台美官方關係。
美國從前總統特朗普到如今拜登執政，實行極端和錯誤的反華政策，不斷挑戰中國底線，加大對中國遏制打壓。對華打壓的政策除了手法不同，其他毫無不同。這嚴重損害中美關係。美國在拉“小圈子”，重挑集團對抗。美國牽頭舉行美日印澳峰會，展示對華戰略圍堵的姿態。美日“2+2”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就香港、新疆、台灣以及南中國海問題，指責中國行為“對國際社會構成挑戰”。美國對華戰略在緩和中國的行為方面收效甚微。中國絕不妥協，堅持要求美國徹底改變政策和做法。
美方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甚至“假想敵”。美全政府全社會動員，全方位遏制中國。 美國需要樹立客觀正確的對華認知，放棄傲慢偏見，停止充當教師爺，承認和尊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與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停止動輒拿人權問題作幌子對中方指責抹黑、干涉中方內政，打破零和博弈的過時思維，糾正一段時期以來的錯誤對華政策。
對話總比對抗好。即使矛盾再尖銳、對話再艱難，也須要慢慢談下去。祇要雙方繼續保持溝通，中美關係就不至滑入冷戰甚至熱戰的深淵。加強戰略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避免誤解與誤判是中美共識。中美艱難地進入了磨合期，而這個磨合期將很顛簸而漫長。
二、中美韓朝交錯的關係
朝鮮半島局勢最大的外部影響因素是中美關係。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的合作與否以及合作深度，成為朝鮮半島局勢的關鍵因素。拜登上臺以來中美可以合作的領域不是很多，氣候變化、朝核問題屬於中美能合作的部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重申，朝鮮問題是美國和中國可以合作的領域，有利害關係相一致的方面。朝鮮越界構成威脅後對任何國家都沒好處，且在朝鮮存在發生人道主義災難的可能性。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無核化，限制危險武器擴散是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但是，在對朝制裁上，中美兩國存有分歧。
拜登政府已公開“開放、務實、協調”的對朝政策框架，並向朝鮮提議開展對話。但朝鮮一直沒有回應。除非美國撤銷其敵對政策——制裁和軍演。2020年和2021年10月，朝鮮兩次展示了一種新的、未經試驗的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7”。2021年10月19日，朝鮮試射新型潛射彈道導彈，“8·24”潛艇曝光。儘管朝鮮宣傳不針對美韓，但導彈試射恰好發生在韓美日情報首長三邊會晤之時。韓國表達了遺憾，但沒有譴責，而美日表達了強烈譴責。這迫使拜登政府呼籲該地區的盟友，説明遏制朝鮮彈道導彈和核能力帶來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但是，最有可能影響朝鮮的國家，也許是拜登總統越來越視為對手的國家——中國。中國是朝鮮的主要財務和政治援助者，在任何與朝鮮的外交努力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中國也對朝鮮的核項目和導彈計畫表示關注，但無法控制朝鮮為換取裁軍而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解除美國的制裁和結束美韓聯合軍演。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敦促朝鮮和美國自己解決僵局，但也呼籲解除制裁，暫停美韓軍事演習，以換取平壤凍結核試驗和導彈試驗。
韓國總統文在寅迫切希望美國與朝鮮“儘早恢復對話”，並堅稱，如果華盛頓提供合適的激勵措施，金正恩願意放棄核武器，專注經濟增長。
隨著朝鮮核威脅的加劇，韓美兩國在無核化和遏制力方面的共同利益得到激發。但是，美韓同盟正陷入困境——被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撕裂。中國在朝鮮半島擁有的權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的崛起在美國和韓國的外交政策重點之間製造了裂痕。管理中國實力的增長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隨著對抗中國的代價和危險的上升，華盛頓越來越希望其盟友加入到這一努力中來。
韓國要克服因中美衝突而面臨的半島危機，對抗中國將損害韓國與其最大交易夥伴的關係，韓國也是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韓國不願加入由美國領導、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的四國聯盟，部分原因是擔心冒犯中國。美國現在是東亞的重要參與者；韓國人知道，中國將永遠是他們的鄰居。
朝鮮的核能力日益成熟。平壤已經在發展高當量熱核武器和導彈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武器和導彈可以打到美國大陸。這一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聯盟的風險回報計算。幾十年來，美國領導人承認保衛韓國的代價可能非常高昂，可能要犧牲數千名美國士兵。但現在，在朝鮮發生衝突的代價對美國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
一旦爆發戰爭，朝鮮領導人將有強大的動機使用核武器，以遏制韓國的常規軍事優勢。如果美國進行報復，美國本土將成為攻擊目標。因此，朝鮮半島的戰爭可能導致多個美國城市的毀滅——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混亂。
因此，聯盟面臨信譽問題。韓國不能確定能否依靠美國盟友的保護。在兩國的戰略重點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美國為保衛韓國必須承擔的風險增加了千倍。朝鮮也可能會質疑華盛頓是否會在戰爭期間匆忙向首爾提供援助，因為這樣做會威脅到美國的生存。
鑒於《核不擴散條約》(NPT)禁止轉讓核武器，以戰時向無核盟國提供核武器計畫為前提的協議在法律上存在問題。因此，美國對與韓國達成核共享協定毫無興趣。美國似乎也不太可能增加其在朝鮮半島的常規部署規模，或將其前沿部署在三八線上。
三、中美朝韓能否達成“終戰宣言”？
文在寅政府將發表終戰宣言視為半島和平的奠基石，為將朝美對話、韓朝對話的狀態延續至下屆政府，它在餘下任期裡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促成終戰宣言的發表。 終戰宣言將由此成為文在寅政府留給下屆政府的外交遺產。為此，文在寅政府先是與美國加緊磋商，不斷努力試圖說服美國同意發表終戰宣言。目前，韓美兩國就終戰宣言文本草案進行的磋商處於收尾階段，以韓美為中心的終戰宣言討論擴大到中韓兩國。但美國祇是表面上支持終戰宣言，實際卻持懷疑態度。美國議會內部存在多種意見。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布拉德·謝爾曼（Brad Sherman）等30多人共同提出了支持終戰宣言等敦促與朝鮮進行外交接觸的法案。而金映玉(Young Kim）等美國共和黨所屬的35名眾議員向聯邦政府致函，表示“反對沒有朝鮮無核化和尊重人權前提的終戰宣言”。美方宣佈“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導致對終戰宣言推動力下降。
隨後，韓國與中國展開戰略溝通，呼籲中方配合促朝重返對話，開啟中美朝韓四方聯合發表終戰宣言的討論，合作推動與朝鮮達成共識。徐薰在訪華期間向中國介紹同美國討論的終戰宣言相關內容，呼籲中方在引導朝鮮重返談判軌道方面給予合作，討論通過中國讓朝鮮坐上“終戰宣言”談判桌的方案。總統文在寅藉明年北京冬奧會之機訪華，在北京奧運會上推進“終戰宣言”。中方明確表明作為《停戰協定》締約方之一，中方願意積極參與發表終戰宣言事宜，成為終戰宣言當事國。楊潔篪表示，中方支持推進發表半島終戰宣言，並評價這將為半島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在韓國的持續努力下，美國和中國先後對終戰宣言表態積極，朝鮮便由此成為最大的變數。儘管終戰宣言是政治宣言，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和平協定，但朝鮮提出永久中斷聯合軍演、廢除雙重標準和取消敵對政策乃至撤走駐韓美軍作為發表終戰宣言的先決條件。然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批准了2021年早些時候宣佈的在韓國永久駐紮一個以前循環部署的攻擊直升機中隊和炮兵師總部。可見，美國以實際行動向朝鮮做出了自己的表態，堅不撤走駐韓美軍。2021年1月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曾在勞動黨八大上做出提升核技術和研發戰術核武器和生產超大型核彈頭的指示。2021年下半年，朝鮮重新啟動關停兩年多的5兆瓦反應堆。朝鮮還對美國敵視朝鮮的政策措施大加鞭撻。這給朝美復談以及終戰宣言的發表蒙上了一層陰影。
並且，隨著新冠變異病毒奧密克戎迅速蔓延，朝鮮繼續收緊防疫政策，很難派員參加北京冬奧會。這使韓國在北京冬奧會上複製平昌冬奧外交的願望變得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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