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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曉萍 |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點，2013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印時提到建立“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這個倡議。實際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概念不是新的，它是1999年由地方政府提出來的“昆明倡議”，是一個次區域的合作，但長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主要是印度方面顧慮比較多。所以，當李克強總理訪印的時候提出這個倡議，並寫進了聯合聲明，但是我個人評估，覺得阻力可能還是來自印方。但是沒想到，這次聯合聲明宣佈2013年底就要召開四國聯合工作組的首次會議，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因為中印合作實際上是在多邊、地區、雙邊三個層次展開，以前只是在多邊，雙邊有，而且雙邊主要是貿易方面的合作。現在雙邊合作已不局限於貿易了，其他領域的雙邊合作越來越多了。同時，感覺在地區合作這個層面，中印也開始進行一些特別實質性的探索，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突出的進展。
發生新的變化的原因，我想也是幾個方面吧：微觀層面，一個是中國主動，因為李克強總理首次外訪就選擇了印度，印度評價很高，因為印度這個國家民族自尊心非常非常強，所以它很看重這個東西。說明我們這種外交的決策還是做到位做到家了，這是一個方面。從印度方面，印度對中國的態度，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變化，當然對中國的擔憂顧慮肯定沒有消除，邊界問題一天不解決，印度對我們的擔憂就一天不會消除。但是，它對中國的重視程度肯定是越來越高，因為中國確實是越來越強大，又是它的鄰居，又有邊界問題。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防範也好，還是合作的願望也好，總之印度對我們是越來越重視。另外，印度對華的認知也開始變得客觀起來，以前總體來說，印度的媒體是不太友好的，但是現在對華的報道、評論出現趨於客觀的跡象，甚至支持跟中國發展友好合作的聲音開始多起來了。從總體層面來講，為什麼新世紀以來，中印關係有這種發展？一是雙方有共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個表現在印度國家發展戰略上面很多地方有模仿中國的成分在裡面，它不斷地在向中國學習，它在評論中國發展的時候，從來不避諱談是要學中國的發展道路，就是要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的經濟，並為經濟發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我覺得在印度國內始終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要保持對華關係的穩定。另外一個就是，實際上中印兩國都是發展中的大國，都是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社會有相似的訴求，如如何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等，我覺得雙方是有很多共同立場的，這就確保了兩國的關係，就是大家希望建立一個穩定的雙邊關係。第三個就是中印關係這些年取得好的發展實際上跟兩國政治領導人的引領有很大關係。雖然媒體經常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報道，但政治領導人始終是把握兩國關係發展方向的。這為中印兩國這些年來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特別是在兩國關係緊張的時候，如帳篷對峙。儘管有帳篷對峙，但是李總理順利地訪問了印度，然後辛格也來華訪問。當然還有這些年來兩國交流的累積效應，交流多了，看法肯定就會有改變。
未來中印關係變化主要制約因素與前景，我想制約因素無外乎就是邊界問題、第三方因素，這裡面包括印度更擔心巴基斯坦因素，中國可能擔心美國因素，美國始終有“拉印制華”的圖謀。還有貿易不平衡的制約，還有西藏問題。不過在輕重緩急上要重新評估一下。就中印關係來講，現在可能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制約因素，我想強調一下，就是兩國的民意。這個民意怎麼看呢？我想用現在比較時髦的一個看法，兩國都存在一種民族主義悲情。從中國來講，鴉片戰爭之後我們被殖民被侵略，那段歷史讓中國人覺得很屈辱。現在中國強大了，總覺得不能再受別人的欺負了，我們不能在領土問題上再有任何讓步了。今天，國人在看待與別國的爭端時，這種民族主義悲情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印度在看待中印關係中的問題時，也存在一種民族主義悲情，這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比較片面的看法或者說是一種誤解，至少是在民眾中，一直認為1962年戰爭是中國侵略了他們，而且印度當時又輸了，對印度的民族心理打擊非常大。這就是為什麼邊界問題對印度來說非常的敏感。印度也認為自己現在強大了，不能再輸給中國了。很多時候，是這種民族主義悲情造成兩國民意的互不相讓，中印雙方領導人受民意束縛，壓力還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覺得雙方很難在邊界問題上有太大的讓步，這也是為何邊界談判一直進展緩慢的原因。
中印關係的前景，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時間段，未來二三十年，到2035年，或者2050年，總體來講，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我覺得中印關係沒有那麼危險。中印畢竟還是在崛起的路上，離真正的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麼在真正的崛起之前，中印的發展戰略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集中精力搞自己的建設，那麼中印這兩個國家有邊界問題，又彼此相鄰，都是那麼大的塊頭，還都有核武器，所以保持雙方關係穩定這個共識應該不會變。我覺得邊界上的摩擦難以避免，很可能還會不斷地發生，但是中印關係總體上絕對不會脫軌，還是會沿著我們既定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方向前行。
我們說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那麼以後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就不能以過去傳統的思維來考慮怎麼解決。如果我們能夠建立這種新型大國關係的話，也許真的能找出一些創造性的思路來解決。中印邊界實在是太漫長了，問題也比較複雜，軍事手段絕不是解決之道。如果真的訴諸武力，雙方能承擔所產生的後果嗎？我覺得誰都不好承擔這個後果。而且，中印都在崛起，要成為大國，還要成為負責任的大國，這不僅要對自己本國的國民負責，還有對整個地區整個世界的形勢負責。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印的邊界問題怎麼解決最終取決於這種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能否成功。
楊曉萍：中國重新看待南亞
中印關係會逐漸提升
中印關係的變化，大的方面來說，就是21世紀以來的發展變化，這個剛剛已經說了。微觀方面，我覺得是2012年下半年的時候，中國和印度在政治方面相互給面子，這就已經有了變化。到2013年我覺得中印關係的變化很重要：一是政治上的互訪，二是防務方面，雙方簽訂的邊界防務協議至少說明中印兩方似乎達成一種共識，就是邊界問題不要以武力來解決。
那麼這個變化的背景是什麼呢？在和美國人歐洲人交流的時候，他們都想從中國學者這裡得到一個比較明確說法：中印關係的回暖是因為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著美國的壓力嗎？我對他們回答：我們是不是可以嘗試性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中印關係的變化是中國崛起之後帶來的一個積極的變化，就是說中國更加強大，中國自身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影響這個地區和周邊環境的一個引數。
還可以從印度方面來說，印度和日本關係的提升來得到印證。怎麼看印度和日本這種戰略關係？日本對印度關係提升，主要是希望印度在本地區來平衡中國的力量。而印度可能也不排除這方面的考慮。但是它更多的還是從國家和經濟發展方面來看。第二點，由於他們對雙方關係的需求不一樣，所以，一定程度上來說，印度和日本這種關係的變化其實有中國的影響。這是我談的第一點。
第二，就是中印關係變化的意義，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對中國的外交、整個周邊環境意味著什麼？我覺得最主要的意義可能是中國對於南亞這個板塊的認識的再確認。這個確認主要表現在，以前我們可能更多的認為印度南亞那塊差不多就行了，只是一個次要的方向。現在最大的變化是對印度以後發展的潛力給予了認可，我們對南亞這塊，可能不僅僅是讓這塊維持穩定，還要發揮作用，給予更加積極的評價，看看能不能把南亞這塊放到中國發展盤子裡來考慮，特別是我們已經建立兩個走廊，思考中國西部的產業轉移或者說是和南亞這塊的連接問題，這是一種嘗試性的更加積極的做法。還有一個中國一直不被認為是南亞國家，但是已經成為南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對於南亞本身和印度的態度有所變化和提升。
從兩個方面談談中印關係的制約因素。第一個是人，不僅僅是領導人以及民族的情感，領導人有共識，保持中印關係的穩定。但是領導人還有一個共識，就是中印關係不會在短期內取得大進展，在民間層面交流還是很少的。我覺得還需要時間。從經濟方面來看，印度的投資環境不是特別好，中國國內的產業和南亞的產業融合，有學者做過前期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最後比較難。經濟活動越來越多的時候，它可能會與人的接觸有一個磨合過程。在討論中印關係時，有兩個制約因素需要特別區分：即經濟影響力與安全關係（最重要的是安全互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轉換的問題，不能線性地認為經濟融合越強，安全互信就會理所當然地提升。如果不可以相互轉化，還是要保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
中印關係的大前景大家都是有共同認識的，就是會慢慢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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