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像是無所不能之神，對待國際足聯和布拉特本人，此前美英媒體的指責自然被聯想到與申辦世界杯落選有關，跟如願取得2018年世界杯舉辦權的俄羅斯在態度上不可能不對立。投票結果，布拉特得票是阿裡的1.8倍以上。關於布拉特為自己拉票的指責音猶在耳，但是，未見有輿論要求查查這一次布拉特所得的133票背後是否也有拉票。
（三）時機在策略中占有重要位置。美國司法部門在國際足聯第65次代表大會臨近之時采取行動，顯然有精心設計，不可能直到開會前才掌握證據，也不可能剛剛掌握證據立即動手，更不可能事先與執行逮捕的瑞士警方沒有共商。選擇被起訴者齊聚大會代表下榻處之後抓人，隨即進入國際足聯總部調取相關文件，一氣呵成，事半功倍，何其利索！同時，美國人的算盤也因此暴露得何其明顯！
既然外國人在美國犯了事，美國司法部門有權處理，接下來，人們要看美國司法部門對相關金融機構有何舉動。上億美元畢竟不是小數目，或許這裡又存在著時機的選擇。
（四）在中國悠久的傳統觀念中，“利”是“義”的對立面，在道德層面水火不容。“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忘義”等古訓，都是從小就要銘刻在心的。以此衡量足球這樣一項具有公益性的體育活動，自然要重義輕利，即便走上市場，也還是要追求文化、健康、教育等社會效益最大化。賺足球的錢要取之有道，取之於足球首先要用之於足球。
就在國際足聯出事前幾天，山雨欲來風滿樓，嗅覺靈敏的媒體已經開始討論中國足球應當從中獲得哪些借鑒。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三十多年，人們的利益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早已不再聞“利”色變。從1904年國際足聯成立之時起，做事就不喜歡公開透明。從1974年中國足協重回亞足聯起，也在逐步了解這個組織內錯綜複雜的矛盾和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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