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樣，打人就是不對”，在某知名門戶網站作的調查中，持此觀點的網友占75.6%，而與朱某態度類似，表示“理解王磊，但教育隊員還有別的方法”的網友占10.6%，表示“打也是教練的管理手段，很正常”、“對於頑劣的隊員有時打一打也無妨”的網友，數量也在11%以上。而王磊回應的一句話“像我們這一代，取得了一些成績，教練都是打我們的”，或許道出了我國體育界“暴力執教”屢屢發生背後的潛規則。
“基本上沒有教練是不打運動員的，只是下手輕重的問題。能打出成績我們也認了，但很多人沒打出成績，還落下了病根。”在東部某省體校和專業隊生活了近20年的體操運動員周妍（化名）兩年前選擇了退役，她向記者透露，她們隊里也曾有教練將隊員耳膜打穿的情況，“後來在大賽上給了那個隊員一個替補名額，才將這件事壓了下來”。
而有些沒“壓下來”的已見諸報端。“暴力執教”曾被視作1994年“馬家軍兵變”的原因之一，也在2014年7月成為前浙江稠州女籃主教練李昕被俱樂部解聘隨後爭上法庭的導火索。更嚴峻的是，“掌摑”、“踢人”這些字眼兒不僅出現在高水平運動隊，一些體校、足校同樣是報道對象，甚至因受害者年齡太小，還出現了“脾臟破裂”、“致死”等惡劣後果。足球少年母詩灝便是最讓人痛心的案例，2009年7月，重慶九龍坡青少年體育俱樂部楊家坪中學，13歲的母詩灝因為沒有完成教練布置的任務，被教練林林殘忍踹打至腦部重傷，終致身亡。
在媒體報道的“暴力執教”事件中，低年齡隊伍及關注度不高、在隊員與隊伍的利益關係缺乏職業劃分的項目是事故高發區，舉國體制“長期封閉”的環境，使得不少小隊員缺乏通過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間接“默許”了這種粗暴的執教方式。“但新一代運動員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其信息獲取能力、文化程度、平等和自我保護的意識都在提高，所以，體校和運動隊都應及時更新管理方式。”吉林體育學院校長、資深體育教育專家張瑞林對記者表示。
“教練為追求成績粗暴執教，是在曲解什麼叫鞭策運動員，是長期欠缺文化教育，後期也未加強教育學、心理學等相關知識積累的表現。”結束運動生涯後，周妍成為一名青少年體操教練，“現在，一二年級的孩子也比較明白事理，應該積極引導他們，讓他們多感受項目樂趣，而不是用暴力手段逼迫他們。”
要實現這樣的轉變，必須從根本上制止暴力。“正因為王磊第一次打傷金某後沒有受到嚴懲，才會在朱某身上舊事重演，現在的處罰力度也不足以讓隊員對他產生信任。畢竟，他動手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爆料人對記者表示，雖然社會對於體育的關注越來越多，能促使運動員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但倘若教練“犯錯成本”太低，運動員依然是弱勢群體，“韓國也出現過排球教練打隊員的情況，結果教練被終身禁賽了，我們呢？”
除了主管部門要對責任人加大懲罰力度外，在張瑞林看來，去除高水平運動隊中存在的暴力行為，“還應當強調一種新型的合作關係，即職業化項目規範勞動關係，仍需要舉國體制統籌的項目則要進一步明確個體的責任、權利和義務。”
但現實是，周妍所在的某東部省份，“今年工資上調後，全國冠軍以下級別的工資不到2000元，如果加上教練打罵式的教育，再落下傷病，當運動員真的不值。”在接受採訪前，周妍曾去了一趟動物園，“這是我兒時沒有的記憶，我童年的記憶全在體育館里。”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