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簡單的小手術”，能夠讓一位老人以死的最壞打算去面對，本身就充滿了荒誕而又悲情的色彩。如果透過這份遺書，只看到老人的算計、不看到弱者的膽怯，只看到潛在的醫鬧、不看到潛伏的醫療機構信任危機，那麼，所有的譏諷與謾罵都是蒼白的，是對醫患之間這對蒼涼關係的雪上加霜。
真正荒誕的不是這份遺書，而是一些患者寧願做好“死而後已”的最壞打算、也不願相信“救死扶傷”的信任尷尬，可見，醫與患雙方，其實都是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診療的“患者”，社會輿論不應該總是在人性的標準上評判是非與對錯。
“遺書老人”的心病，是由醫學知識的匱乏、醫患溝通不到位以及對醫療機構的信任不足所構成的。老人只是通過一份落入醫生手中的遺書，將很多患者同樣具有的心病，以荒誕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它的“病灶”正是在於，醫患之間一旦出現責任認定方面的爭議，患者很難找到足以信賴的“裁判”。這是近些年來各種醫患衝突都能找到的相同“病灶”。
“醫患糾紛”原因很複雜，有醫療機構的原因，也有患者自身的問題，兩者之間，缺乏一個權威第三方機構來調合。我國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鑒定等相關條例與辦法，由於鑒定機構鎖定在醫學會組織，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很難體現“第三方”的角色，因而所作鑒定的客觀性廣受社會質疑。另一方面，醫學會在技術鑒定時，大多只分析是否構成事故，不涉及是否存在醫療過失，而司法機關恰恰更需要的是診療過程中是否存在醫方過失、以及這種過失行為與患者陳述的人身損害之間的關聯度。但事實上，醫患衝突中，真正通過司法的正當途徑得到調解的案例，在國內的比例相當有限。
在這位老人的遺書中，我們感受到更多的應該是心酸，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破口大罵。
（來源：《錢江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