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提高女藝人人格起見，長沙市戲劇業議定公約，並印發《告女演員書》，勸告女藝人謝絕出局。規定“無論陪牌、陪酒飯宴等等局條，一概拒絕”，“倘有堂戲，由管班向客點戲，坤伶不得直接應召”，“倘有喜慶宴會圍鼓清唱，只許當場獻藝，不准私自入內與客談笑”，“無論堂演清唱，不得與妓女同一裝束”。
1930年1月，長沙戲劇業全體同仁為女藝人謝絕局條事又發出第二次宣言，據1930年1月17日湖南《大公報》報道，長沙戲劇業全體同仁為坤伶謝絕局條，特作第二次宣言，表示“坤伶謝絕局條，是自願做良好者是為爭人格，於戲劇是尊重技藝的表示，於社會是解放女子的困苦，實行我們休戚與共的同業。”此份宣言也對違背者表示了嚴厲態度：“少數腦筋簡單者，自甘下賤者，我們除切實勸導外，為保全良好者起見，對於這等投機分子，就不能以相當的制裁——開除戲籍。”
同一天《大公報》的另一篇報道中，則有三位景星園坤伶劉福屏、何福桃、甘福申三人違背公約，出局應召，經戲劇公會查明後，被開除戲籍。之後，又有不少坤伶出局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
可是尊嚴人格常常抵擋不住生存壓力。當時大部分坤伶的戲資微薄，每月收入一般十餘元至二十餘元，少者不及十元，在謝絕出局之後，部分女藝人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生計，“且每因出外行走，常受巡警懷疑盤詰”為由，倡言推翻前議。以女藝人為骨幹的景星園“對於此事，曾實行處罰數人，因此……各坤伶相率請假”。後經人調解，“恢復坤伶從前舊況，只應酒作住戶清唱之條，不到飯店旅社”。但是，這個約束並未得到真正實行。
三年之後，1933年6月，長沙市各戲院藝人，特別是男藝人“因感於最近小報迭載女伶兼營副業之醜史，以為影響名譽，殊非淺鮮”，於是郭子超、賀華元等於11日邀集同業百餘人，開會商，議決“自後凡屬坤伶，均不應局，以保人格，藉止誹謗”。由長沙戲劇業同業公會呈報長沙公安局，召集平時出局之女藝人開會訓話，並由各女藝人具結，以後決不赴酒館飯店旅社出局。
一場“出局”公案
男演員砸場子，女演員聯合罷演
一紙出局禁令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湖南戲劇史綱記載過一次因為坤伶出局開除戲籍而引發的案子。
1933年7月11日，福祿坤班出身的女藝人黃福艶等3人應熟客之召赴九洲旅店出局，次日被開除戲籍。黃福艶等以“老郎廟（即長沙戲劇業同業公會）系非法組織，所謂禁止出局，既未經官廳許可，又未經戲劇業同業公會正式通過，且應條出局，不過賣技，與戲班之演堂戲，戲角之演圍鼓並無以異”，乃聯絡部分女藝人商量，備文呈報政府及戲劇業同業公會，請求維持出條應局，以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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