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旗人住宅的私有化不可避免。清初以來的社會現實促使了旗人住宅私有化進程的起步。其一，入關以後，旗人逐漸將住宅、田產納入“私產”觀念的範疇。其二，長期的和平生活，導致少數旗人飛黃騰達，多數旗人缺乏立功得賞的機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加之不少旗人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坐吃俸祿，一旦家道中落、遭遇天災或子孫分家，難免陷於破產境地，不得不私自出賣出典田宅，以求果腹。其三，盛世滋生人丁，官府房源有限，勢必造成住房緊張。
在旗人住宅短缺，無房旗人日增，國家無力分配的情況下，康熙二十年八月，朝廷不得不允許“漢軍有職無職人員願在關廂居住者，聽其居住；滿洲、蒙古內年老有意休致官員，願在關廂居住者，亦聽其居住”。這實際上結束了滿漢分城居住的制度禁錮，客觀上默認了旗人購置外城和城郊漢民住宅的合法性。另外，由於旗人日趨貧困化，白契（交易雙方私相授受而未經官府稅契的文書）買賣和旗人住宅典賣，已經越發成為朝廷必須正視的普遍現象。
旗人住宅政策的消亡
“旗民交產”，即旗人與漢人相互交易住宅所有權。18至19世紀，旗人生計開銷逐漸成為清廷揮之不去的財政包袱。直至道光五年，朝廷出台“准許旗人自謀生計”政策，不僅促成了對百萬旗人在戶籍和人身自由的制度性鬆綁，而且為“旗民交產”的逐步合法化創造了歷史性機遇。
深重的民族危機和財政危機，令鹹豐以後的清廷陷入困境。旗人與漢人以白契進行私下交易的案例日益增多，朝廷無力遏制，只能退而求次，承認“旗民交產”的合法性，從旗人住宅交易中收取契稅，補貼財政收入。至此，旗人住宅實現了真正的所有權私有化和市場化。民國初年的《清室優待條件》儘管願意接管清廷遺留的八旗生計難題，但回避了旗人的住房供應問題。出售給私人的旗人住宅，徹底喪失了其原有性質。旗人住宅的概念逐漸淡出了歷史。
旗人住宅的私有化及其衰亡，給北京城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內城、外城隔絕狀態的解除。出於改善生活的考慮，大批漢民進入內城，購置旗人住宅定居；出於生計考慮，不少旗人放棄內城的老宅，到外城購置或租賃住房，過起緊張、樸素、貧困的生活。內外城界限的消失，滿漢居民雜居局面的形成，有助於改善北京城市經濟發展結構和拓展城市發展空間。旗人住宅的興衰，在某種程度上對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來源：《北京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