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發現，這和廣州的財政邏輯有關。
本輪調控，一線城市力度最大。在四個一線城市裡，廣州的財政壓力最大。廣州是唯一一個既需要向省級政府繳稅，也需要向中央政府繳稅的一線城市。兩邊繳稅，財力被轉移出去更多，廣州就像是一線陣營裡的“二線城市”，它的城市建設水平和力度也明顯弱於其他三個一線城市。
在這個局面下，廣州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超過其他三城，當地政府更需要通過賣地去充實地方財政。當市場冷卻，調控嚴厲之際，開發商在廣州的拿地熱情也會受影響，這導致廣州對放鬆樓市調控的需求遠逾其他三城。
這次傳出限價鬆動的城區，都是廣州的外圍郊區。
廣州原來的市區並不大。增城、南沙、從化等這些地方原本並不是廣州的直屬地區，屬於縣級市，城鎮化水平並不高，這些遠郊區的房價和中心城區也沒法相比，房價落差一直很大。2015年以前，廣州遠郊這幾個地區並非房地產市場發展熱點，土地供應量也有限。
2015年，新一波房地產熱潮來臨，廣州市區大量樓盤迅速去化，政府在市區徵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廣州市隨後大力發展周邊郊區。相比市區，郊區土地多，拆遷量小，容易做新產業。
2017年3月之後，面對快速上漲的房價，中央再次嚴厲調控樓市，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跟進。不過，廣州跟進調控的動作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像其他一線城市一上來就全市限購、限價，廣州起初對增城、從化、南沙等外圍區不限購。而這些調控安全帶迅速吸引了珠三角投資客，一時間炒房熱度大漲，開發商們也紛紛去這些地區拿地，樓板價屢創新高，帶動廣州郊區房價明顯上漲，也拉高了整個廣州的商品房均價。廣州也因此出台進一步調控政策，外圍地區也進入限價限購，不再享受免調控紅利。這個政策延續至今。
開發商的對策則是大名鼎鼎的“雙合同”，購房合同上的房價即合同備案價並不高，但通過和業主簽署裝修合同等，把剩餘房款轉移到裝修等明目上。業主付出的還是高房價，但是名義房價卻在限價令的區間之內。在市場好的時候，“雙合同”符合各方利益：開發商規避了限價令，業主心照不宣但求買到房，政府很可能也樂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雙合同”的結果，既不違背中央調控大計，又不會掃開發商的興，還不影響政府賣地。
時至今日，《財經》記者發現，廣州“雙合同”模式存在的土壤正在逐步流失。也正是這個新變量，導致嚴密的樓市調控最先在廣州漏出一道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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