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連山的生態保護問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甘肅省委原書記王三運消極應付中央指示，對祁連山的生態環境破壞負有重大責任。他在督查調研祁連山生態保護工作時，每到一地都反覆強調環保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提起要求來“口號響當當”，但就是沒有下文。
去年7月，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的通報對外公布，包括3名副省級官員在內的甘肅諸多官員被問責。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的領導幹部與企業沆瀣一氣，大搞利益輸送，充當企業污染環境的“保護傘”。
曾頂著“環保明星”光環的山西省環保廳原廳長劉向東，一步步淪為環保權力尋租者，利用職務便利在企業環評審批、環保驗收、環保違法處罰、環保專項資金撥付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家庭財產數以億計。
2015年底落馬的原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曾借空氣自動監測設備採購受賄，又在調查污染事故時“關照”事故責任公司，性質極為惡劣。
隨著中央對環保問題的治理力度逐年加大，一大批黨政領導幹部特別是“關鍵少數”被問責。可以說，以問責促盡責的工作導向初步形成，倒逼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和企業真正扛起生態文明建設和污染防治的政治責任。
未來，環保問責將持續保持高壓態勢。中央環保督察將在三年內實現新一輪全覆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認真做好中央環保督察移交問題線索的查處工作，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及時向社會公開。
這也向外界釋放了強有力的信號：無論是誰，不管級別高低，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只要越雷池一步，必受嚴厲問責。
（來源：搜狐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