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晚年寫《蘇俄在中國》，還提到這封致廖函，說是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據此可知，《游俄報告》可能是比較正面的意見，所以他要補充比較負面的意見，亦即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意見，於冷戰期間寫《蘇俄在中國》，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覺”。但是這種先知，與先知陳炯明會“叛變”差不多，都是因為不願意為別人做嫁衣裳。他此時似已看出，在俄國扶助下的中共，將是對他將來權力的嚴重威脅。聯俄容共，在他看來，不啻為中共做嫁衣裳！
據我們的分析，不能把蔣介石的“意識形態”看得太認真，因為他本人沒有一貫的主義信仰。他既是孫文與耶穌的信徒，同時也可以舉證說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論，充塞黨史委員會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但把這四十卷蔣介石定本書中收有的《陸軍軍官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一文，和喬家才收藏當時發刊的原文對比，其中删減文字，可歸納出蔣介石當時親共言論的重點如下：
一、共產黨是總理“一線相傳”在“國民黨內”的“命脈”與“血統”。
二、我蔣介石願為“國民革命”“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而死。
三、“直接”實行三民主義就是“間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
四、“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
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無共產主義。
六、“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紛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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