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問題在於，以道德為名突破法律底線，讓愛狗者的行為無法真正獲得支持，而過激的行為也助長了社會的暴戾之氣，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背離了其行為的初衷，並埋下了群體對立的隱患。確切地說，國內的愛狗人士和公益人士，還缺乏必要的維權智慧，自然也就難以起到“一呼百應”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狗肉之爭是社會治理的一道考題，如何通過一場“狗官司”的爭論，讓整個社會都能達成共識，對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是一種挑戰。
事實上，狗肉之爭在現實中，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現象，比如仇官之下，形成了遇官則疑；還比如仇醫之下，就會有“殺醫案六成人高興”。結果你會發現，原來被人無比尊重的教師，也成為被口誅筆伐的對象，如果再加上公交車上為爭座的拳腳相加，國人越來越像“憤怒的小鳥”，每個人都無法免除被傷害的恐懼，而每個人的權利也都有被傷害的可能。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法律歸法律、道德歸道德的權利邊界沒有得到真正的體現。
狗肉事件是社會進步的一個節點，也是公共治理的一次檢驗。從現象中看到本質，無論是立法規範，還是輿論引導，抑或明確邊界，是到引起社會治理者重視的時候了。
（來源：法制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