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4日電／如果說米蘭·昆德拉談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激發了人們對責任、義務、生命的再思考，那麼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會隨之而來。如果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是在一個良好社會的思考，那麼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則更多地是在非良好社會的思考。如果考慮得周全一些，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與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更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生命的質量取決於之輕與之重的平衡，但是這種平等如何取得，還仍然是一個問題。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出走，一定會帶回來責任義務的回歸？
如果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是小資情調的低聲吟咏，那麼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是不是就是社會底層人的呐喊？回答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這取決於問題的語境與背景。如果把這種思考帶入中國的語境，生命的呐喊就不再是底層的問題，也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問題。也可能我們從來就沒有注意到，硬幣的兩面從來需要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來支撐，那就是生命的質量與厚度。沒有質量與厚度，一枚硬幣的兩面根本就不存在。
生命的質量與厚度，在西方早已經解決。他們吸取了馬克思的智慧，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讓每一個人都富有尊嚴。他們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保障了自由與平等，或者是平等的自由或者是自由的平等。他們建立了良好的社會共同體，讓他們體會到共同體的歷史底蘊和參與的自豪感。他們知道財產對他們的重要性，風可進、雨可進的財產封建國王都不可亂動，何況文明社會乎。有財產者有恒心，有財產構建的各種不同的共同體使他們對社會充滿著愛心，也使他們代代懷揣理想小步慢跑行進。他們有著仁慈之心，有著人類之愛，他們生活在陽光下，海灘邊。於是他們有理由有事沒事的時候奏響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咏嘆調，吃飽了之後搞點形而上學，進行形而上的思考，從而使他們的人生更豐滿，更有意義。人終歸是個死，死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會思考的死比不會思考的死更有尊嚴和價值。
對於中國來說，生命的質量與厚度卻是一個有待爭取的問題。這種爭取，使得國人思考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問題的時候覺得累，思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時候也覺得累。如果這些年來問所有的人同一個問題，你累不累？恐怕都會說累。今年的網上和現實調查都表明，累成為今年的主題詞或關鍵詞。無論處在什麼階層，窮人或富人，有權者或無權力，上層或下層，中心層或邊緣層，知識人或非知識人，都在茫然四顧，何處是我家，何處能休息，何處能立命，何處能安身，找來找去似乎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沒有歇腳的地方。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穿上了紅舞鞋，總是不停地跳舞，跳得好的，跳得不好的，會跳的，不會跳的，都得跳，一直到生命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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