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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對台灣有示範價值。 |
正如香港作為區域金融中心，其服務範圍並非限制在香港這個一千平方公里之內，而是整個中國大陸一樣，香港的航運服務中心也不會限於香港的貨櫃碼頭。倫敦提供的航運中心服務不止是服務倫敦，不只是服務英國，而是全世只，香港的航運業也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這應該就是香港經濟轉型的一個方向，這個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也在跟方方面面的朋友請教。大概三四個月前，我擔任主席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經過一年的時間所作的研究報告，向社會公開了，現在這個提議在社會上得到的支持也是越來越好、越來越多了。包括四天前，行政長官為了施政報告，辦了一場全國政協委員的諮詢會，在場就有政協委員提出這個意見。我兼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上任不到一年時間，我上任不久就請法學院院長和校長去探討這個事情，他們組織了一個顧問委員會；我們準備在法學院辦一些跟海事法有關的課程，逐步培養這方面的律師、專家；同樣的，我們在金融方面、保險方面，都可以培養相關的專家。
我有句話是這樣說的，開卡車拉貨，是一個正當的值得大家尊重的職業，但是香港這個社會，要是一個卡車司機拉貨拉了40年，有一天他退休了，他把卡車留給了他的孩子，讓他的下一代繼續當卡車司機，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沒有發展沒有進步。
總的來說，關於“大三通”對香港的影響，第一我認為這是歷史潮流的一部分；第二，即便對我們有影響，為了祖國統一大業，我們也樂見其成；第三就是我們要完成好轉型。
一些立法會議員的言行應該譴責
但是重點在化解他們的支持者的不滿
記者：從目前已經發生的一些情況來看，香港立法會中有些議員的言行舉止已經有些“台灣化”的傾向，雖然沒有那麼強烈，但是可以看到某種刻意的模仿，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你認為這些問題對香港民主的發展有怎麼樣的影響？
梁振英：我衷心的希望，過去一年多在立法會我們看到的一些違反香港社會基本的秩序標準的事件，不要再發生了；香港人對那些言行，看在眼是非常非常痛心的。
但是這些人，他是有他的社會基礎的，我們不能把這幾個人的行為看成是個別的、孤立的一些行為，他們的行為其實是有計算的。就希望通過這些行為在社會擴大他們的支持面和他們的影響，有明顯政治上的計算。
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在現場，整個過程看得清清楚楚。港府最後出來講話時，用了“遺憾”兩個字。後來我說，經濟低迷當家不容易，任何一個當家的，不可能一下子滿足所有人的訴求，但有人的訴求即使不能馬上被滿足，也不能採取破壞社會秩序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不滿，這個規則適用於700萬人的大社會，也同樣適用於60人的小社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要是在茶樓、餐廳，我們應該去報警－－這樣的行為值得社會大眾譴責。
返回來說，他們這些人的社會基礎，他們所代表的其實並不是社會上最基層的，而是社會上的一部分中層－－中產階級、中等收入的這一階層。他們宣洩他們的不滿，甚麼不滿呢？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工作儘管努力，但生活卻沒有發生很大的改善。中間階層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不一樣，對子女的教育啊、買房子啊等等，都需要花錢。然而現實是，他們的薪水卻沒有隨著生活要求上升而上漲。因此，這部分心懷不滿的中間階層就成了立法會中這些人的社會基礎。
有些人在立法會通過激烈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他們是有社會基礎的，我們要譴責這些人在立法會的粗暴的做法，因為他們的言行對香港這個法治社會來說，是一種破壞的力量，沒有建設意義。而除了勸解這些議員不要採取那些對香港的社會秩序有害的言行之外，我們還要做他們的支持者的工作－－要給這些基層的民眾看到，通過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下一代的生活是會不斷改善的。
為政之道要敢於擔當
記者：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決策能力一直為人詬病。您從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之時就深度介入了香港的政治發展與社會管治，對此您有甚麼看法，您覺得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呢？
梁振英：這就包括很多方面因素了。當然我們也有體制上的問題，比如說政府在立法會沒有執政黨，我們已經準備去建立一個執政聯盟，以期在立法會有足夠的立法會議員可以支持行政長官，支持政府，這是一個方面。
其次，我覺得除了體制上的變化，也要看執政者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敢不敢做些冒一定風險的決定。如果總是考慮“這個事情對於本人可能會有政治風險”，太過保守，太過避險，這樣是不行的－－因為從政，就不能太過避險。你看前英國首相貝里雅，他要搞醫療改革，事先說明要拿出了自己民望的10%來做。這就說明了一是這個事情有難度；二是這個事情會對他本人的民望會造成損失。奧巴馬現在在美國進行醫療改革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是明確表態支持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這個抉擇也是有一定的風險的，如果沒有反對者的話，這個立法早就完成了。但是我認為，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也應該有一些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一些做法，我希望能夠避免出現由於香港財富分配高度不均所造成的負面的政治影響。
用不了幾年，香港就要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到那個時候香港的政治生態會變成怎麼樣，就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到時候，雖然一個基層的清潔工，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大老闆喝的一瓶紅酒，但是大老闆跟清潔工的政治能量在投票的時候卻是完全一樣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現在還有時間，都應該去考慮。我認為，有關貧富問題的決策會有風險，但是不要拖到基層民眾真的受不了了，需要通過選票來表達他的不滿的時候，才想著救急。
其實所謂決策，就是在權衡利弊之後的選擇。百分之百沒有風險的選擇，在政府決策方面可以說是不存在的。總而言之，政治不可能沒有風險，為政之道，要敢於擔當。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10月號，總第14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