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選入行政會議的成員，都是行政長官比較信任的。所以在行政會議之外，也是可以幫行政長官了解特定界別、背景的一些資訊，幫助行政長官判斷。
行政會議不是一個不同利益集團、不同政見集團調解矛盾的地方。那些事情不是在行政會議裏面做，最好是在文件提交行政會議之前做。
形成有效的執政聯盟並不容易
劉迺強：那麽，您怎麽看執政聯盟的問題呢？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執政聯盟呢？如果需要，怎樣才能體現更加有利呢？
梁振英：執政聯盟與委任某些具有政黨背景的人士進入行政會議，沒有制度上的關聯。
執政聯盟有沒有必要？其實之前和現任的兩位行政長官，都嘗試過在立法會裏面爭取到比較穩定的、長期的盟友。但是後來發覺是不容易的，尤其在是香港的政黨政治還沒有發展成熟的今天。比如任何一個政黨的主席，黨鞭也好，很難説因爲他們與政府有某種關係，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這麽投票。
尤其是現在香港立法會中有一半的議席來自於功能組別，往往有功能背景的議員，會有一個特定的看法，政黨也都很難強迫他如何投票。
形成一個有效的執政聯盟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基本法》設計的前提裏面，行政長官是沒有政黨背景的，講明行政長官是不可以有政黨背景的。因爲一旦行政長官具有政黨背景，就不僅有雙重效忠的問題，而是有三重效忠的問題。一是對黨，二是對香港特區，三是對中央，這確實是很複雜的效忠問題。
當然，也要看這個執政聯盟的性質如何。如果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就未必可以起到作用；而如果像一些朋友講的，接近聯合政府的，緊密的執政聯盟，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對這個聯合政府中的政黨，也有一個效忠的問題。
劉迺強：執政聯盟是很功能性的，如果沒有執政聯盟存在，行政長官是不是在推行政策的時候會很困難？
梁振英：我看到最後都要妥協。但是在妥協之前，要看政府如何導引民意。現在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是介於政府和民衆之間的民意代表，他們可以說自己代表民意反對政府做某件事。
但是社會、科技發展到今天，其實政府有很多手段直接與市民進行溝通的，行政長官現在自己也有博客，市民可以直接將自己的意見傳遞給行政長官，行政長官也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市民觀點並回覆。政府掌握民意，對政策的推動就會更為順利。
政府施政要善於借助民意
爭取民意對政府的支持
劉迺強：當法案草擬出來之後，如何讓這個法案具有民意基礎，讓立法會議員能夠通過，或者說使他們不願與民意正面衝突？
梁振英：按照《基本法》的設計，行政、立法關係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來講，往往令到行政效率降低。
我們要克服一個問題，就是民意，不只是民意代表所表示的民意，而真的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傾向的民意。如果大多數人反對，就算你這個政治體制設計得非常完美，行政長官都是做不到的，也不應該做。
我想舉例說，當民意無可無不可，或者民意其實是支持你做的，只不過某些人說他不是這麽看，要借民意而反對你。 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如果政府硬朗一點，我相信民意代表都要接受。當民衆了解事情的全部，權衡利弊，主流民意在政府這一邊的時候，民意代表也必須收起反對的架勢，因爲當問題很清楚的時候，民意也清楚表達的時候，民意代表就不可能固執己見。
爲甚麽很多國家那麽多全民投票？(我不是說香港要這個樣子。)那些國家就是因爲有很多問題爭執不下，只好通過投票看老百姓到底要如何。全民投票未必都是理性的，但確實是一種方式。
以往是因爲科技手段、交通的限制等，需要民意代表反映民意。但是現在科技發展到這個程度，交通發達到今天這個程度，政府在很多時候是可以直接接觸市民的。
對於爭議頗大的政改議題
要整體擺出來講透利弊
劉迺強：對於民意，您認爲應該如何引導，使政府施政儘量獲得民意支持？對於政改，您怎麽看？
梁振英：簡單來講，是首先要讓市民了解議題的全部，而不僅僅是議題部分。這一點非常重要。
政改問題很複雜，對於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不只是一步或者兩步的過程問題，而是選出來還必須要由中央政府任命。所以，在我們設計新的選舉制度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歷史的偶然性，就是或者某一日香港選出一個行政長官的當選人，中央不予任命，致使香港出現憲政危機；甚至出現對立、對抗，出現政治危機。
因此，我們應該重視與民意的溝通，將政改議題完整地擺出來，看看香港市民到底能夠有多認真、投入地研究政改問題。
正如我當年參加《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我們經常講三三四方案、五五方案等等，我們不講行政立法關係，掛一漏萬，現在實施起來，果然出現種種困難。
如果我們只是將焦點放在直選的年份、時間上，而不講如果我們選出來的行政長官萬一不能獲得中央政府任命，香港將會出現甚麽危機的話，那也是掛一漏萬。
所以，前提是要將問題講透。
劉迺強：很多人把穩定香港社會的希望寄托於中產階級身上，現在也有很多中產階級參與香港的政治事務。您組織的香港專業聯盟，未來是不是希望在香港的政治發展方面有所作爲？
梁振英：其實專業聯盟是一個比較單純的組織，由十個專業團體組成。我們沒有個人會員，就是這十個專業團體作爲成員。比如香港比較大的專業團體，如香港律師會、醫生、牙醫、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團體，全部都吸納進來了。
我們組織專業聯盟的宗旨，還是專業團體的宗旨，因此我們絕少參與同我們的專業事務無關的事情。針對的焦點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向外地，尤其是中國大陸，推介香港的專業服務，集中做一些介紹和推廣的工作，也與内地做很多交流。這與凝聚中產階級力量應該沒有多大的關係。
當然，從間接的角度說，由於我們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二零零一年成立，當時香港經濟蕭條，專業人才是過剩的。因此當時我們有一個很迫切的需要，就是向中國内地推廣香港的專業服務，這就與他們的具體生活有了關聯。
我們不是一個政治聯盟，而是一個很純粹的專業聯盟，主要的工作就是向中國内地推廣香港的專業服務。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6月號，總第1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