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網28日刊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研究生雷希穎的評論文章：泰國“香蕉民主”如何妥協？文章摘編如下：
5月22日，泰國陸軍司令巴育·占奧差發表全國性的電視講話，宣布軍方於當地時間下午4點30分發動軍事政變，取代看守政府接管國家權力，並逮捕了包括為泰黨領袖英拉、反對派民間運動領導人素貼在內的，對立兩黨的政治領導人、兩派民間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及其他重要政治人員。四天後，26日，泰王正式批准巴育擔任國家維和委員會主席，泰國軍變再一次合法化。
實際上，本次政變是泰國自1932年創立君主立憲制以來的第19次政變，它一如過往的大多數軍變般，為久久無法解套的政治死結帶來了急速的“變化”：它立即結束了民間抗議者的對立，快速“恢復”了政局的穩定，暫時轉移了對立雙方無法調和的矛盾，重新開啟了一個新的過渡進程。
不過，這些表層變化的背後，泰國政治和社會殘酷的現實卻難以改變：公民選舉權與國家權力的實際隔絕，泰王、軍隊、政府及社會間的隱性割裂，城市與鄉村間及上層社會和底層民眾間利益的直接對立等等，都讓泰國政局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到無休止的鬥爭漩渦中，難以涅磐。
香蕉皮似的民主外衣，不僅未能讓泰國民眾感受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溫暖，反而讓泰國的基本發展因八十多年來循環反覆的內鬥、混亂，而不斷受挫、停滯和倒退。泰國為何會陷入這樣的死循環呢？究其根本，還是由“民主外衣”無法適應泰國的國內現實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