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上，為了呼應美國所提出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倡議，安倍明確提出要打破多年浸淫於“55年體制”下各產業中的“壁壘磐石”，提高日本經濟的開放度，為此甚至不惜得罪自民黨的傳統支持者農協；在政治上，安倍進一步加強了政治官員對官僚部門的控制，提升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甚至還一度是經濟界所提倡的“道州制”聯邦化改革（即“削弱中央集權、增強地方自治”）的最積極支持者。凡此種種，在日本選民看來，安倍起碼展現了敢於承擔政治責任、有力推行自身政策的品格，和其它渾渾噩噩的政治家拉開了距離。也正是因此，雖然安倍在包括重啟核電、歷史問題、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此次的安保法案改革等問題上都引起了不少的爭議，但是這些政策上的分歧卻不會徹底轉化為對其政權的反對。
當然，日本社會對安倍的“期許”也是相當曖昧的，並且安倍政權所身處的政治環境也還很不穩定。正如本次的安保法案之爭所體現出的那樣，日本社會雖然有意向以美國為代表的兩黨制國家靠攏，但在精神上卻還沒有做好準備，換而言之還無法順暢地接受在政治運作中“民眾代表執政”、“少數服從多數”的最基本邏輯。
實際上，自從歐洲大陸在20世紀初大體實現民主化後，美國和歐洲關於“多數主義”和“多元主義”孰者更能代表民主精神的爭論已經持續了百餘年，至今也尚未有定論。自然，此次爭論在形式上是關於安倍的內閣釋憲是否“符合憲法”，然而其實質仍然是最簡單的“少數是否應當服從多數”的問題。雖然在民意調查中大部分日本民眾表現出反對安保改革的態度，然而安倍的政策立場早已是昭然若揭，而選民顯然也並沒有因此來懲罰自民黨。此種態度最為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了日本社會一方面對“集中力量、建立強勢政治領導”懷有憧憬，一方面卻又對以往“誰也做不了什麼”的安穩時光仍然存在眷念。
無論如何，雖然政爭絕不會因為安保法案通過而止息，安倍政權也要始終面對著反對派和護憲團體的警惕和鬥爭，但是卻幾乎不存在安保法案因此而夭折的現實可能。從周邊國家看來，安倍政權代表的是日本擴張國家能力、提升國際地位的企圖，但是在日本國內看來，以上的效應雖然也會讓人不安，然而卻可能是日本當前由“集體不負責任”的舊國家向更加“正常”的新國家邁進時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這條路上，日本難免還要進一步調整其選舉制度、政黨補助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對於安倍本人而言，雖然其如同小泉般強勢，然而歸根結底他仍然只是經歷了小選區的選舉考驗，在法理上不過是執政黨自民黨所推選出的代表，遠遠還沒有美國總統那種“由全體人民親手選定”的底氣，他在這條路上到底能走多遠、是否順利，仍然難以預料。（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肖河）
（來源：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