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場戰鬥”
“在‘打工春晚’上，勞動者是主體，我們能說出自己的心聲，展現自己的精神文化。”“打工春晚”的發起創辦方——北京工友之家總幹事孫恒說。
跟許多和王德志相比，姜國良是外出打工最早，也是去的地方最多的。
1992年，16歲的姜國良初中畢業，就離家了。他在一家縣劇團打零工，抬箱子、搬器材、做海報。劇團只提供夥食，沒有工資。
他只能以舞台為床。跟著劇團到全國各地演出，每兩天就會換一個地方，這意味著姜國良每兩天要換張床，換個“家”。 “新疆、西藏、湖南、湖北……什麼樣的地方就有什麼樣的劇場，這些我都很清楚。”姜國良到每個地方，都能根據這裡的富裕程度，知道今晚要睡的舞台是水泥的還是木板的，簡陋的還是豪華的。
2000年，姜國良來到北京。他毫無懸念地成為“北漂”打工族，靠賣IP電話卡為生。
他每天早上7點出發，晚上8點多才回到住處。他坐著公交車到處跑，隨便跳下車，逮誰就問：“買不買IP卡？我這個卡很實惠！”
“有時跑到遠郊區，兩只腳全是疱。累到躺在床上壓根起不來，就不想出去，但馬上就要沒錢吃飯了，又不得不繼續。”1年的時間，姜國良雙腳的泡就沒下去過。
同樣在2001年，姜國良成了打工青年文藝隊的鼓手，“總算幹上自己的本行了”。他現在主要負責同心農民工子女學校的互惠公益商店，向外界募捐衣物，再以低價賣給當地工人。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一家四口都在北京，但姜國良覺得自己一直在漂。“這座城市把我們當成過客，我們沒有歸屬感，希望找到家。”
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自己寫詞譜曲的《蒲公英》：
“新的生活就在你落下的那一刻起。一陣風出來，被吹走了，你們的家到底在哪裡……”
穿紅T恤衫的伴舞女子中，就有他當老師的妻子。蹲在最前面的小男孩，正是他讀一年級的兒子。2012年，他們工作、就讀的同心農民工子女學校被列入拆遷名單，本報曾作報道。崔永元等名人聯名上書教育部，學校才最終得以保留。
“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性保護政策，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把我們排除在外。”姜國良說，“同心學校差點被拆，就是最好的例子。對於這樣一座打工子弟學校，當地不僅不保護，還要取締。”
“工友每天都很忙，很難客觀地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也不能理解和讚美自己。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們跳出來看自己的生活，這樣能給大家一些啟迪和觸動。”這一理念和追求貫穿在他們所有人的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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