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於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為教材。“東學西漸”的歷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榮譽授予華人。
“香港為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對話
記者：為什麼在香港的30年間，您取得的學術研究成就最高？
饒宗頤：1949年前，因為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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