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日電／中國文脈，就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這本書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引，從《詩經》講起，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大一統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無韵離騷”《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使歷史與現實相溝通，文理與形象相交融，為廣大讀者解讀了中國文化的演化過程。
元代的詩歌、散文，確實不值一提。但是，中國文脈在元代卻突然超常發達。那就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的一個重大缺漏，在這個不到百年的短暫朝代獲得了完滿彌補。這個被彌補的重大缺漏，就是戲劇。不管是古希臘悲劇還是古印度梵劇，都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已經充分成熟。而中國，不僅孔子沒看到過戲劇，連屈原、司馬遷、曹操、李白、杜甫、蘇東坡都沒有看到過，這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而元代又為什麼會改變，這是很複雜的課題，我在《中國戲劇史》一書中有系統探討。有趣的是，既然中國錯過了兩千多年，照理追趕起來會非常困難，豈料，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創作的元雜劇。結果，正如後來王國維先生所說，中國可以立即在戲劇上與其他文明並肩而“毫無愧色”。
此時的中國文脈，在《竇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風塵》，在《西廂記》，在《趙氏孤兒》，在《漢宮秋》……
在這裡，我和王國維先生一樣，並不是從表演、唱腔著眼，而只是從文學上評價元雜劇。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衝突，那些語言以及它們的有機組合，在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幾乎是空前的。
是不是絕後呢？還不好說。但是如果與明代的傳奇———昆曲相比，昆曲雖然也出現了湯顯祖這樣的作家，寫出了《牡丹亭》這樣的作品，但放在元雜劇面前，卻會在整體張力上略遜一籌。多數昆曲作品過於冗長、穠麗、滯緩、入套，缺少元雜劇那種活潑而爽利的悲歡。比《牡丹亭》低一等級的《桃花扇》、《長生殿》又過於拘泥歷史，減損了作為一種民間藝術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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