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8日電／當代文學需要純批評 擺脫文化語境的溫吞局面
李建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無論在哪個時代，文學批評都不是一種輕鬆容易的事業，而在我們的文化語境裡，批評的生成和發展，則尤為艱難。因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樂道人善的人情文化，而文學批評則屬於超越人情糾纏和利害考量的求真型文化，所以，對許多中國人來講，過於坦率地直陳自己的見解，是“不成熟”的表現，而過於尖銳地指摘別人的缺失，則是“不厚道”的行為，是會得罪人的。“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所以，我們在展開批評的時候，就有了畏首畏尾的怯懦，就有了瞻前顧後的猶疑，就形成了隱惡揚善的文化習慣和文過飾非的強大傳統。
然而，文學批評的本質是在美學的領域求真和求善，是揭示作品的高下文野和寫作的成敗得失。而只有擺脫外部的利害關係的羈絆，只有與批評對象保持必要的距離，批評家才能自由而深刻地體驗，才能自由而積極地言說，才可能向人們提供比較靠譜的判斷。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種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我稱它為“純批評”。在我看來，《文學報》所倡導的“新批評”本質是就是“純批評”。
其實，所謂“純批評”，也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幾十年前，一個叫瑞恰慈的英國批評家，早就就用過一回了。只是，“新批評”理論裡的“純批評”（pure criticism），把文學作品當做文學批評的“本體”和“客觀”對象，排除包括讀者、作者、社會內容和歷史背景以及“意圖”在內的一切非文學因素，這與我所說的“純批評”，顯然是大不相同的。在我看來，將作品當做批評解剖的主要對象，無疑是對的，但是，如果忽略甚至排除包括讀者、作者以及社會背景在內的關聯性因素，那麼，文本批評的有效性，就要大受影響。所以，我的“純批評”觀，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納“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和修辭分析的經驗，接受它對語言的“咬文嚼字”的認真態度，但卻主要是一種針對當下文學批評的庸俗化而提出來的主張，意在強調求真精神和專業精神對於文學批評的重要性。“純批評”不是在形式上大做文章的技術主義批評，也不是只關注自我的個人主義批評，而是充滿理想激情的人文主義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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