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兩位作家都談到了女性身份對自己創作的重要影響，但同時，她們也都認為，劃分“女性作家”“男性作家”對讀者毫無意義。
“寫作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是個女人而寫作，我希望讀者也不要這樣看。你去看一個作品，看它到底告訴你什麼，讀完一本書花的時間，如果你覺得值得，這本書你就應該看。”虹影說。
“以男性女性劃分往往是為了評論的方便，其實這對讀者沒有任何意義。你不知道你能在一個女性作家的書中找到什麼，不能夠想象。關鍵是這個作品能給你帶來什麼，而不是作者是男性還是女性。”張悅然說。
出走
虹影18歲離開家鄉，28歲遠赴英國，38歲返回中國；張悅然曾在新加坡求學多年——“出走”，是她們生活中影響深遠的經歷之一。
“出走是所有人的夢想。有點夢想的人都願意出去，可是好像出去的人又都願意回來看下。出走和返回，這個過程其實是重新發現這片土地，重新發現自己。我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到底是做什麼的，我做的這一切是否有意義，還是我應該幹脆放棄，去過新的生活？我們就是通過這樣一個出走－返回的過程，像一面鏡子，看見了自己。”虹影說。
她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出去，我會寫作嗎？”每次答案都一樣：“我還會寫作，只是更難。”
同一個問題，張悅然的回答更猶豫：“我不知道會不會。新加坡的生活對我開始寫作，對我表達欲的推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覺得，只有在離開後，你才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原來的土地，你會有不一樣的感覺，不是簡單地從不喜歡變成喜歡，它會有種很微妙的感情變化。好像很多東西都有滯後性，你離開以後，感情才一點點生長積累，可能你才能寫你離開的國度。從這點來說，我認為這種離開對一個作家是非常寶貴和痛苦的體驗。而沒有人不願回去，好像回去才完成了離開的過程，如果沒有回去，這個離開就顯得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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