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當時說，在舊社會都是要做點功德的事情，修橋補路等等。聯繫到現在，任何東西都有一個道德底線，不管你是賣酒的，賣藥的，做什麼事兒都應該有一個道德底線，不能損人利己。假藥、假酒、假奶粉這麼一弄，大家都有一個恐懼心理了，社會就會亂套，所以我就覺得，做人要有一個道德底線。”
{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
“文革”後，巴金提出“講真話”，《隨想錄》出版後影響很大，其中也與他“講真話”有關。當時提“講真話”，是針對“文革”中講假話、講空話、講套話的，當然主要針對的是講假話。
但實際上，巴金主張講真話，早在1942年就有體現。李致說：“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書中提到，巴金給我題字，是在1942年，就說到了‘講真話’，應該說，‘講真話’是巴金一生一以貫之的主張。”
李致還回憶了巴金給他題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於成都北門鎣華寺街的家，當時只有12歲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張大床上。那時候李致見有許多青年學生都來找巴金在自己的紀念册上題詞，便也模仿著做了一本“紀念册”請四爸題詞。巴金並沒有對年幼的侄子應付了事，而是非常認真地用毛筆給他寫下了：“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這四句話，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響一生的烙印。
李致說，這四句話，他的理解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小時候最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讀書”。長大了才懂得，這四句話中，關鍵是後兩句，核心問題是“講真話，做好人”。李致說，這四句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他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子輩。
“講真話，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寫照，也是李致畢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說，他在‘文革’中講了許多違心的話，這些，他自己也在《隨想錄》中做了反思。可以說，巴金做到了講真話。至於‘做好人’這一點，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總是講，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給我講‘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鬥，關牛棚的前一天，他對愛人說：“第一，我不會自殺，更不賣友求榮，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會承認。”他總結說，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他影響了我一生，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這是我人品上的一個污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往事隨筆”的總題下，李致先後寫了幾百篇隨筆和散文，隨後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顧》、《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終於盼到這一天》、《銘記在心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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