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那時發表在《人民文學》的中篇小說《歡樂》也被批判，他的好多作品被視為“暴露社會黑暗面”。
馬原的短篇小說《大元和他的寓言》發表在1987年《人民文學》1、2期合刊。那期雜誌同時刊有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這篇小說對西藏民俗的描寫被批為“褻瀆西藏人民的感情”，雜誌因此被收回，並直接導致了時任主編劉心武的去職。很多讀者把馬建和馬原弄混了，“他們給報社寫信批評我，我的小說也被找出來批判。”馬原回憶說。
先鋒文學的高潮沒有持續多久便轉入低落。
商業前景改變寫作思維
1980年代末，作家“觸電”開始成為現象。1988年，莫言的《紅高粱》率先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而後是劉恒的《伏羲伏羲》（電影《菊豆》，1990）、蘇童的《妻妾成群》（《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再後來餘華的小說《活著》也被張藝謀拍成電影（1994），但至今沒有公映過。
“第五代導演本身也是文學青年，《收獲》是必讀的。他們並不關注某個先鋒作家的某個作品，而是為拍電影要人物要故事。那時先鋒文學一下子就跟電影嫁接起來，被挑中作家的影響也從文學界擴展到社會。”蘇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電影也給文學帶來了最初的商業意識萌芽。作家們發現寫小說的稿費這麼低，而改編電影的報酬有那麼多。1992年張藝謀付給蘇童5000元人民幣，購買《妻妾成群》的改編權。對導演身後的投資人來說，這麼便宜的價錢簡直不可思議，於是常常一下子買下很多小說的改編權，基本不還價。他們在無意識中完成了對作家的商業性啟蒙。
“那之前我從來沒想過小說是可以掙錢的，毫無商業的預謀和展望，有了電影（改編）以後，你在寫作之前就想到小說的未來形態。商業前景改變了你的寫作思維。”蘇童說，“中國作家出版小說長期是稿費制，王朔第一個開先河要版稅。他也是在幾部小說改編為電影以後開始拿版稅的。”
（來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