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12日電／中華讀書報文章：在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作家們歡天喜地或無可奈何地踏向了一條路途，這就是與“經濟”聯姻甚至是勾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臣服乃至歸並於“經濟”，既是當代文學的機制，也是當代作家“經濟意識”的重要航標。在這個文學吮吸經濟乳汁的時代，我們回首以魯迅為代表的民國作家的“經濟意識”，就頗顯得意味深長了。
在魯迅的生命歷程中，“金錢”是一個直接而且具有震撼力的事件。早在1901年《祭書神文》中魯迅對“錢神醉兮錢奴忙”的認識，到《呐喊》中“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困境，再到晚年給蕭軍信中“破落戶子弟”的感慨，都直接呈現了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總體認識，即“錢”是這個世界運行的一個的重要中軸。所以，“與錢照面”，是魯迅生命世界的第一個重要歷史舞台，也是魯迅“經濟意識”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向度。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魯迅的經濟意識，並非經濟學意義上的。他在給姚克的信中就曾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得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可見與政治家、經濟學家的經濟意識相比，魯迅不但經濟學知識相對貧乏，而且也難以構建出一種經濟學理論，形成一套經濟建設計劃。但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魯迅的“經濟意識”，當然就不是經濟學理論、經濟建設方面的思考，而是要建構出一套在文化學意義上的“經濟倫理”。
魯迅文化學意義上“經濟倫理”的基礎含義就是，從金錢與生命的關係來看，“金錢是中性的”。所以魯迅在討論“娜拉問題”的時候，他說“錢是要緊的”，而沒有說“錢是對的”或“錯的”，也沒有說“錢是善的”或“惡的”，這正是魯迅對於金錢的一種清醒的中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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