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術館並非沒有文化精英，他們為上海美術館的變革作出了很多努力，但近十年來一個個黯然出走。上海的文化官僚是中國眼界最高的群體，其他省份的精英只要在京城或省外小有名氣，立刻就被家鄉人待若上賓。我多次在北京參與一些省文化廳或者宣傳部領導宴請本省在外打拼的精英的飯局，有些精英甚至還在江湖漂泊。上海的文化官員瞧不上在國內出名的精英，只有拿到了奧斯卡獎或諾貝爾文學獎，上海的文化權力體系才會對你敬仰。
上海官方體系近三十年養成了一種碼頭氣，覺得自己的地盤曾經是東方巴黎(儘管現在文化上什麼成就都沒有)，只服膺世界名人。像上海雙年展，從來不請上海出身的策展人和評論家參與。上海的文化官僚級別並不高，但就像上海市民看不起鄉下人一樣，他們對體制外的精英充滿優越感，哪怕你在全國多有名氣。他們這一優越感的依據更離奇，即這些精英沒有“單位”。
上海的中層文化官員是一個市民化的人群，他們占據了政府平台，不貪污、不改革、不做文化精英、不冒險；他們的主體模式是不犯錯誤，守住上海這個位置，搞搞自己的愛好，就像以前的租界經理一樣，做一個稱職的政府“買辦”。我接觸過這個群體的一些人，他們總認為北京或其他省份當代三十年取得的藝術成就都是炒作、拉幫結派和搞江湖的結果，只有以自己為代表的上海文化人對藝術抱一種真誠態度。這種對上海以外的文化成就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論，不僅在上海官方的文化圈，甚至在上海民間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愛好藝術的市民中大有市場，成為一種文化心理上的“上海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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