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一屆春晚的播出完全是沒有宣傳的，很多人都沒有看上，第二年，很多人在春節前就已經商量著凑錢買電視了。如何超越第一屆讓我們很頭疼。”有一天黃一鶴在報紙上看到一條非常小的消息，說撒切爾夫人要來北京和鄧小平談論香港回歸的事情，這一條小小的消息啟發了黃導，他也不知哪裡來的機靈勁兒，一下子想到海外游子和大陸同胞一起過大年的點子，申請邀請香港的歌唱家來參與晚會，“這使春晚有了更深的感情與含義，包含了海外游子回家過年的含義。”
而1984年春晚最大的成就還是對小品這一形式的開拓。陳佩斯與朱時茂的《吃面條》使小品這一品種從此再未缺席過春晚，而且捧出了一大批類似的藝術家。“還在試演出前，就到國家體育總局給運動員們看這個小品，大家原本都坐在馬扎上，後來所有的人都坐不住了，在地上捂著肚子樂不可支。可是節目進行審查時，大家覺得除了可樂之外，這個節目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也就是說沒有可點的那個主題。雖然沒有人反對，可是也沒有人贊成。”在大家都覺得不可能上春晚時，黃一鶴都沒有放棄。最後節目終於上了。
在接受央視紀錄頻道的採訪時，陳佩斯說，當時大家住的還是那種筒子房，一排一排集體宿舍似的那種房子，用的還都是公共廁所，“第二天上廁所的時候，聽隔壁小孩都在說著我們那個小品的台詞，邊說邊樂，幾個小孩逗來逗去的。我覺得當年的春晚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明確地傳達了一個信息，就是什麼呢？把快樂還給人民，這非常重要。其實喜劇能直接判斷一個社會文明程度，所有被禁錮的社會和僵化的生活都不允許喜劇的存在，所以，把歡樂的權力回歸人民，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信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