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這樣，房子也還是不夠住。根據菊兒小區施工前的調查資料，當時需要改建的7個院子，共有44戶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只有5平方米多一點兒，其中最困難的人均面積僅僅2.5平方米。馬玉琴原來住在45號院，也在改建範圍內。那座院子正房加廂房共12間，但一共住進了4戶近20口人。馬玉琴一家住著其中四間。老人育有五個子女，“幸虧兒女們還算有出息，成年後都有自己的住處。我們的四間房就是老兩口和二兒子、兒媳四口人住，在這一片算是住得寬敞的。”
除了居住條件擁擠，其它大雜院生活的諸多不便，這裡“一應俱全”。比如用水，菊兒胡同內甚至不能實現每個院子一個公用水龍頭；比如上廁所，要走上幾百米到胡同口才有。而這些“不便”，在當時的北京卻可以說是“普遍現象”，大雜院是那個時代大多數北京人的共同生活。真正讓菊兒胡同41號院居民不堪忍受的是“危積漏”。
所謂“危積漏”，是那時候規劃、房管部門的一個通用縮略語，全稱應該是“危房、積水、漏雨”。原東城區房管局副局長王守元，對菊兒胡同最熟悉不過。那是一片典型的“危積漏”地區，尤以41號院為甚。據1987年的統計資料，當時全市破舊危房的總量超過1500萬平方米，菊兒胡同中大部分住房都被列入其中。漏雨的現象更不必多說，王守元回憶，上世紀80年代，一到汛期，房管部門“救水”比救火隊還忙。
41號院最突出的問題是積水。菊兒胡同本就是這片區域的低窪地，41號院比胡同街道還要低了夠1米，一到雨天，這個院子就成了整個區域的“蓄水池”。為了堵水，41號院每家每戶都壘起了大門檻，但還是攔不住雨水進屋。大雨過後，41號院各戶“嘩嘩”地從屋里往外淘水成了“一景”。
1987年汛期的一場大雨過後，被“擠兌”急了的李福增提筆給市政府寫了封信，訴說困境，請有關部門對“危積漏”進行整修。很快，有關部門到李福增家里了解情況，但是此後一段時間又沒了下文。李福增覺得是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太小，又寫了封同樣內容的信，招呼41號院都簽了名。聯名信寄出去了，卻很長時間沒有政府部門回應。倒是一位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女研究生在不久後敲開了院門，挨家挨戶做起了調查。這項調查透露出的信息，超出了41號院住戶原本的期許：菊兒胡同要改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