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時期，先後有裴冕、高適、嚴武等地方高官的資助；夔州時期，又得到都督柏茂琳的大力資助；由四川至湖南的遷徙路上，又有若干為官親友的資助與接待；杜甫一家“漂泊西南”的十年（760—770），過的無疑是“地主階級”的日子。成都草堂，杜甫能種那麼多竹木、果樹，土地面積不會太小；幕府擔任參軍，當有薪水可領。在夔州瀼西，杜甫得到的住宅，附有果園四十畝；在江北東屯，又有稻田若干頃（公田一百頃的說法未必可靠）；夔州時期，有伯夷、辛秀、信行、阿段、阿稽等好幾個當地土著“隸人”為其所用。所有這些，杜甫詩歌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漂泊西南”期間，也有朋友接濟不周的時候。例如，作於成都期間的《狂夫》詩雲：“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同時，性情剛直的詩人對這種依靠親友的生活，也並不心甘情願。《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韵》詩雲：“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但是，人生天地間，誰的日子能是事事如意、年年富足、天天愜意的呢？生逢亂世，像杜甫那樣，一路之上都有人資助照顧，可以處處為家，也堪稱左右逢源了。夫複何求？
我認為，窮苦的杜甫，是詩人杜甫通過詩歌塑造出來的自傳體文學形象；歷史上曾任左拾遺、晚年掛了個檢校工部員外郎、字子美號少陵的杜甫，他的一生其實並沒那麼窮苦。事實上，杜甫的一生，比貌似瀟灑、飄逸的李白，要好過很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