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認的是，香港與內地合作機制的建立和深化也面臨一些挑戰和干擾，包括：
（一）香港社會泛政治化阻礙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社會存在反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聲音，特別是年輕一代反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張與內地保持距離的比例大幅上升。長期以來，不少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都低估了內地、珠三角和深圳的發展，部分人更擔心過多與內地“融合”會為香港製造“競爭對手”和削弱香港與西方國家的聯繫，甚至會帶來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一些政府官員更擔心香港與內地“融合”會改變政府一貫的管治模式，導致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產生過多的公衆對政府的期望和壓力，以及引發西方國家對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的質疑。⑧2013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顯示，有58.3%的受訪者認為，整體來說香港應與內地加強融合，其中59.7%人同意政府應在經濟上加強香港與內地融合，64.2%人同意應加強與內地文化交流。2015年5月-6月，中央政策組委托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的“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內地的觀感研究”顯示，70.7%的受訪者傾向與內地保持距離，不支持兩地融和的政策。2017年2月，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關於香港與深圳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民調顯示，有25%反對發展港深創科園，主要原因包括擔憂內地人士來港工作、希望與內地保持距離、香港不適合搞創新科技產業等。面對香港社會上存在的反對與內地加強合作的聲音以及近年來香港社會高漲的民粹情緒，香港特區政府在與內地加強合作的過程中，要采取措施向社會做好解釋和宣傳，引導香港社會對內地和國家的正面認識。
（二）香港由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動亂惡化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兩地民衆之間的認識趨向負面。內地在與香港合作方面受到可能的政治因素影響。一方面，近年來，非法“占中”運動、“旺角動亂”、“修例風波”讓內地民衆對香港的觀感趨向負面，情感上對影響了幾代人的東方之珠產生疏離，內地與香港的情感鏈接愈走愈遠；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民粹情緒、焦慮情緒影響著港人的政治取向——更加保守、更加內向，進而影響著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香港社會的焦慮情緒部分轉化為“反中”、“反內地”情緒，修例風波、新冠疫情加劇了這種情緒，更加強化香港與內地的差異和區隔。⑨也有學者認為，香港與內地融合進程中由於經濟和資源壟斷方面的問題以及融合過急過猛產生的反效果，不少民衆未能較好地分享經濟發展與兩地融合的成果，并承擔了不少發展或融合過程中衍生的問題，滋生了抗拒融合的負面情緒。⑩
（三）兩地區域性合作中存在競爭和防範心理，不利於合作的深化和互利共贏。區域發展進程中，區域之間必然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區域合作也存在競爭的因素，這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使然。因為“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與內地存在的制度、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差異以及發展階段的差距，合作中的競爭因素在某些時候也非常凸顯。比如2007年深港合作會議上，雙方成立“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推進兩地機場合作，以期實現深港機場協同效應，提高兩地的競爭力。主要構想是修建連接香港與深圳兩大國際機場的快速軌道。但由於各種原因，該項合作沒能取得進展。再比如港珠澳大橋的雙“Y”和單“Y”模式之爭以及上海與香港兩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等都是區域合作中出現的可能影響合作的因素。從未來發展來看，祇有堅持在互利共贏基礎上深化合作，才能減少合作中的競爭和防範心理。
（四）合作機制以及機制框架下的具體合作內容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和提升。一是香港與內地區域建立合作機制後，在具體的合作內容上仍存在雙方祇是簽署大量合作協議，但并沒有實質跟進落實，讓大量的合作協議流於形式。二是合作機制下的合作內容過於側重經濟、金融，對於人文、青少年交流等方面的重視不足。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香港與內地的區域合作在經濟方面有很大的互補性。內地城市更需要來自於香港的投資，香港也需要內地區域的市場空間。但在促進人文、青少年交流等方面的動力不足，限制了合作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導致兩地交流互動的局限。三是合作機制欠缺與國家發展戰略特別是區域發展戰略的對接。雖然合作機制基於香港與內地的省市，但在當前國家發展格局下，合作機制沒有更好地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發展戰略結合起來。
四、結語
粵港、滬港、京港、泛珠、深港、閩港、川港等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建立的區域性合作機制是在中央支持下香港與內地形成的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合作的一個縮影。一方面，加強與內地區域性合作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和重要方式。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加強與內地的合作與香港的國際化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一直是一方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融入國際發展格局，在國際產業結構、資本、金融變化和流動中獲得發展機會。
當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是香港在國家發展新時期的新選擇。當然香港也不能忽視與國際的互動以及自身深層次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加強與香港的區域性合作是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京津冀協調發展等重大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托，香港也是內地區域“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合作對象。香港與內地的區域性合作機制在提升兩地合作範疇和能力、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已經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於合作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香港與內地區域在國家發展戰略格局下共同發揮主動性予以完善。隨著新時代國際形勢、國家發展以及香港政經局勢的發展，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區域性合作需要有新思維、新方式、新平台和新機制。
注釋：
①張建：“港澳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的進路”，《中國評論》，2019年第2期，第42頁。
②“我辦舉辦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暢談體會和建議”，中聯辦，http://www.locpg.gov.cn/jsdt/2020-10/20/c_1210850159.htm.上網時間：2021年8月1日。
③“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4版。
④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4/c_1126611290.htm.上網時間：2021年8月26日。
⑤張遠鵬、汪紅薇、房愛坤：“江蘇借力港澳平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思考”，《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
⑥“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魯港合作將再上新台階”，中評網，http://www.crntt.com/doc/93_18620_105274012_1_1206002301.html，時間：2018年12月6日。
⑦“浙江省委書記車俊晤立會訪問團 冀浙港建立合作機制”，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19/0424/279615.html.上網時間：2021年7月15日。
⑧劉兆佳：“香港必須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香港《信報》，2020年10月26日，A13版。
⑨張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內外因素鏈接與互動效應”，《統一戰綫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78-79頁。
⑩鄭宏泰、尹寶珊：“香港與內地融合進程的反思：兼論‘一國兩制’的落實”，《當代港澳研究》，2018年第1輯，55-77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1月號，總第28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