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開始發揮與其實力和地位相符的地區角色，不再回避敏感問題，而是積極與相關國家進行建設性的磋商。如2013年9月，中國與東盟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框架下舉行“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取得一致。2013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第16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提出“2+7合作框架。同時，中國與越南決定正式成立中越海上共同開發磋商工作組、基礎設施合作工作組和中越金融合作工作組，以共同探討縮小分歧、取得共識的可能。
其次，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規劃出現變化，即從條塊分割、危機應對向整體佈局、頂層設計轉化。主要表現：一是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強調周邊的重要戰略地位，明確了新形勢下開展周邊外交工作的戰略目標、基本方針和總體佈局。中國仍要規避同美國、日本進行“硬對抗”，而多運用“軟制衡”的方式，為中國創造更多的“大迴旋”戰略空間。如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就是運用軟制衡方式的一個重要變現。
二是中國針對周邊逐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東盟“2+7”合作框架，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倡議，有力引領了周邊形勢發展趨向，全面提升了同周邊國家關係水準。
第三，中國周邊外交的利益格局出現變化，即從謹慎處理涉及國家利益的爭端和注重發展利益的吸納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推動中國發展的利益外溢並行。中國通過逐步提升自身的戰略威懾力、經濟外溢力、外交引導力和國際聲望，從而擁有更多的籌碼，形成維護國家利益的立體、全方位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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