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媒體幾年來兩岸關係大調查中，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於統一的疏離、對於大陸當局及人民的好感度降低、台灣統獨失衡情況日趨明顯，這樣的趨勢，正是習近平未來上任後的挑戰及棘手任務，如何加強認同及雙方互信？要比任何工作都要來的急迫；雖然胡錦濤執政時期“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大體來說亦收不錯的成效；但倘若無法在兩岸情感間進行突破，恐怕對台工作仍有相當的瓶頸。習近平被外界歸為大陸高官中少數的“知台派”，在對台政策方面，勢必會比胡錦濤時代更寬鬆和彈性，亦必須在不變的基礎上求變化，憑藉的便是落實科學發展觀。
我們可以從過去習近平對台發言中找到軌跡，習近平過去談及做台灣民眾工作時曾強調，“真正和台灣融合，根本的靠民心的融合。”這一“民心融合”說法，令外界對他對台政策的彈性和務實，有了想像與期待。然而，在大陸諸多不變對台工作原則與方針的限制下，習近平能否揮灑出讓兩岸民眾“民心融合”？想必需要一定時間的觀察；在依循胡錦濤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的同時，是否走出自己不同的兩岸之路？亦仍有待觀察，而習近平就算不能當百分百的胡錦濤，亦要當百分之九十的胡錦濤，當百分之十的習近平自己。習近平對台商及台灣政情發展的深刻了解，對於諸多政策如“小三通”、“寄希望於台灣民眾”、“以經濟推動兩岸統一”等政策的熟稔，應當有助於其對台判斷及對台政策依據；而習近平對“台灣人、台灣事”並不陌生。我們應反思，台灣對於“大陸人、大陸事”是否同樣也不陌生？以減少誤判，深入觀察，加強研擬，務使對台灣民眾創造最大的福利。
無論大陸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換成哪些人，基本上大陸對台工作是有相當的穩定性；對於執政與在野政黨的對待，也有其一定的論調及考量；我們可以觀察習近平在上台之後，所展現個人對於對台政策的決策風格與領導思維，但關鍵還是在台灣應當如何因應及面對？能否穩健務實使兩岸關係朝向正向方向進展？台灣可以主動積極決定扮演自變項，以觀察大陸習近平對台工作的應變項。亦如蘇起教授所言，兩岸二軌機制不能再拖下去，否則情勢對台灣將越來越不利；而台灣海陸結合目的，無非是要替台灣創造更穩定及和平的兩岸關係。
總之，十八大後對台工作，面臨到與十七大有相同的，亦有不同的部分，無論是胡錦濤也好，習近平也罷，在集體領導下的對台政策，個人發揮的空間始終是有局限性的；唯獨科學發展觀，它不只是一個理論思想及方法論，亦是一種廣泛層面的應用，它是所有關於大陸公共治理及公務體系者所必須學習者，它有時代的背景需要，重要的概念有發展、民本、協調、全面整體性及可持續性等；而其目標明確便是要建設小康社會；其探討的核心問題便是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之均衡以及改革和發展之內外環境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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