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人權報告之所以出現上述變化，既是出於維護並鞏固其“人權衛士”的道德制高點考慮，從而顯示其全力跟蹤全球人權保護領域新變化、新挑戰、新趨勢的姿態，又緣於其力圖維護其國別人權報告所謂“公正、透明、權威”的需要，同時也借此表達對受其批評的國家有關反彈、質疑的一種積極回應。而這種內容方面的變化，更從側面展示了其人權外交方面的新思路、新動向：將網絡作為人權外交新戰場，重視對新弱勢人群的人權保護，注重回應批評者的質疑和反彈等。
美國人權外交方面的上述新動向，充分顯示了人權問題在美國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沒有降低，而且有所上升。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反恐戰爭，讓美國在國際關係領域的道德權威受到嚴重質疑；發端於華爾街的一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讓美國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標誌的經濟道德權威受到嚴重威脅；包括伊拉克虐囚門、關塔那摩監獄等在內的諸多醜聞，則讓美國在人權保護問題上的政治道德權威受到嚴重損傷。
與此同時，伴隨著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經濟份額的不斷上升，中國等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穩步提升，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頽勢。在此背景下，美國要鞏固其霸主地位，重拾其日漸流失的道德權威資源，訴諸人權外交這一傳統優勢領域無疑是最為方便的選擇。
但是，人權外交這種可以稱之為“冷戰遺存”的外交遺產，美國歷任總統不僅未能有所突破，維繫已然是左支右絀，奧巴馬當局就一定能加以改變並“發揚光大”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