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意識形態對立，政治嚴重極化的狀態下，美國的精英們不可能有“對共同利益的承諾”，也難以就應對問題的藥方達成共識。兩黨唯一的共同點是：不反躬自省，而是歸咎於外部對手--中國成為美國兩黨共同尋找的方便的“替罪羊”。爭相表現誰對中國更強硬，是兩黨候選人罕見的共通之處；不管誰執政，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一致，不同的只是戰術手法。
過去五年多的實踐證明，不管是特朗普的獨斷專行、極限施壓，還是拜登的拉幫結派、聯手圍堵，兩種手法對於美國而言各有利弊，也都難以達成預期目的。遏制中國越是難以奏效，美國人的焦慮感就越強，就越難以達成如何對待中國的共識，越有可能採取與美國傳統價值觀背道而馳的行動，越有可能提出不切實際的瘋狂設想。
這就是為什麼最近特朗普政府前高官波廷傑和共和黨前反華議員蓋拉格聯名在《外交事務》期刊撰文挑戰拜登政府的對華“競爭共存”策略，鼓吹美國必須對華實施“政權更迭”策略，“徹底戰勝”中國。這種瘋狂的想法連拜登政府對華策略的設計師之一坎貝爾都認為是“魯莽而徒勞的”。
這就是為什麼拜登政府罔顧經濟學基本常識，違背美國一向鼓吹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以虛構的“產能過剩論”，對中國的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等綠色能源新產品地加征高額關稅，赤裸裸地祭出貿易保護主義手段，還把歐盟拉進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把戲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