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通貨膨脹財政理論的擁護者認為，當時的貨幣失敗並非偶然，而是一個虛擬的陰謀。疫情導致美國預算出現巨大缺口，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合謀製造貨幣通脹，意圖將實際償債能力降低至可持續水平。
誠然，陰謀論不一定站得住腳，通貨膨脹造成的政府債務違約可能會帶來沉重的政治成本。畢竟，拜登總統的低支持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選民對物價仍比疫情前高出20%而強烈不滿。
可以想象，這一教訓可能會培育改革貨幣體系的政治力量，例如奠定堅實的基礎，防止財政或供應衝擊推高通脹。然而，如此黯淡的前景並不能證明美元有理由持續重現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歷。
在那些太平盛世的日子裡，里根的財政爆炸伴隨著美元的強勁升值。乍一看，有些人可能覺得這就像教科書演示流行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說明財政政策如何在開放經濟中發揮作用。據此，巨額財政赤字和嚴格的貨幣政策相伴，給利率帶來上行壓力，從而吸引資本，從而導致本幣升值。
然而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發生。80年代初美國的高利率反映了在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和相關放鬆管制的影響下美國經濟的活力。至關重要的是，與軟貨幣政策方興未艾的前十年相比，沃爾克貨幣主義實驗的實施引發了對美元需求的大幅增長。
然而，這一切與疫情期間通貨膨脹及其後果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在實際的貨幣制度下，任何對財政通脹的抵抗實際上都取決於美聯儲自行選擇政策利率的路徑，而事實證明這是限制性的。目前，外匯市場上的重要參與者的情緒似乎是，可以相信美聯儲能夠完成這一壯舉。
包括通貨膨脹財政理論倡導者在內的懷疑論者警告我們，這個新近受到信任的美聯儲和它所服從的人，特別是國會中的人，將再次合謀導致債務實際價值大幅下降。美聯儲及其監管者願意忽視其強調的樂觀中心情景之外的通脹風險，這反映出無論是對大政府還是高杠杆私營部門借款人來說，這種做法的潛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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