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實施金融化，作為其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的條件以來，該國的經濟模式已趨向於美國式的“股東資本主義”。韓國當時的首批改革之一就是徹底開放金融市場，鼓勵了大量的股息套利行為，這與東亞保留利潤用於再投資的原有做法背道而馳。
因此，投資在韓國GDP中的份額此後下降了5個百分點，減少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外國投資者持有的韓國股票份額從1990年代中期的不到5%躍升至21世紀初的約40%。
以前許多人因為股票回報率低而不願意投資韓國企業，但三星等大公司現在採用美國的做法，將約40%的淨利潤支付給股東。2017年，三星開始每季度支付股息，以前是每年支付一次。
東亞資本主義現在需要平衡調配。決策者可以向歐洲學習，歐洲已經啟動了幾項改革以遏制股東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例如2015年，歐洲議會推行了公司治理改革，允許歐盟內的公司向持有股票超過兩年的股東授予更多權利，或令其得到更高股息。
同樣道理，美國允許新上市公司發行雙重股權，賦予其創始人特殊的投票權，這使得包括谷歌和臉書在內的許多高科技公司能夠被長期穩定經營。有鋻於此，韓國電子商務平台Coupang今年初決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而不是其國內市場上市。因此，韓國國會終於即將通過一項拖延已久的法律，允許初創企業或中小型公司（但不是大型公司）發行雙重股權。
東亞國家應該將新冠疫情危機視為遏制金融化和恢復製造業實力，以重塑經濟的機遇，這樣才能帶來高增長和更大的公平。但與其簡單地回到過去，東亞的經濟體應該採用一種混合模式，其中既包括股東，也包括其他利益相關者。這種改革也與全球通用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即“永續投資”）原則一致，韓國的企業部門亦強烈支持這一原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