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法範圍國際化：人間佛教本著普度眾生的弘願，積極的將台灣的佛教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星雲法師認為：佛法沒有國界。佛光山在世界各地設有道場，其中西來寺、南天寺、南華寺為美洲、澳洲與非洲第一大寺，星雲法師本人更是頻繁地在世界各地行腳，或主辦法會，或進行演講，或代表台灣出席國際性宗教活動，並多次獲頒國際性表彰與名譽學位。為提升台灣的國際影響厥功至偉。而慈濟的口號是“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人”，慈悲無遠弗界，已然成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非政府組織。
政治參與主體化：人間佛教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其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太虛大師曾提到佛教徒對待政治的態度應是“問政不干政。”在威權時代，台灣當局常常借佛教為工具以強化政黨意識形態與專制統治。解嚴以後，佛教團體在強大經濟實力與廣泛的群眾基礎上，放下配合執政黨的包袱，政治參與不再是被動的裝點門面，而是開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體性。人間佛教不避忌政治，星雲法師在一次演講中就提到，既然人間一切法都是佛法，那麼政治也不例外，佛教徒關心政治是為了改善政治環境，以利濟眾生。政治的大同世間就是佛教的靜土極樂。他認為佛教在歷史上有參與政治的傳統，並具有“化導邊遠，消除怨恨，知足無貪，感化頑強”四大政治功能（星雲大師著《佛教與社會》，頁79）。
聖嚴法師在接受《財經月刊》採訪時也表示，他雖然不曾參加過政治活動，但是他並不反對，反而是贊成出家人參與政治活動。因為在過去，政治是權力，而現在是奉獻；參與政治是對社會的奉獻，借著參與，可以在議會上提倡我們的理念、思想，讓大家瞭解，接受。……佛法那麼好，為甚麼不提供佛教的力量、資源來改善社會風氣，增進大家福利？畢竟在議會上講一句話，比在別處講夠分量吧？（《財訊》1992年第4期，頁155-158）
釋昭慧法師解釋政治主體性為：基於我們的慈悲教義，我們認為應該有甚麼樣的政府才符合眾生利益？當我們心目中的理想政策出來以後，再看政府如何看待。他們為了選票，勢必得符合我們的理想。這就是佛教在政治利益上的主體性，而非附庸性格。（陶五柳〈釋昭慧法師〉，台北：大村出版社，1995年，頁211。）
同時，佛教在台灣的巨大影響力也迫使政治人物主動的向山門示好，以最大限度地瓜分“宗教選票”，每逢選舉熱季，政治人物走馬燈似地出入山林，把自己打扮成虔誠的佛教徒。1999年8月29日的佛教齋僧大會，宛如政見發表會，當晚出席的政要人物有台灣前省長宋楚瑜，民進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連戰夫人連方瑀，宋楚瑜在演講中聲稱“身在公門好修行”，“在公門做功德”，而陳水扁則聲稱政府對於宗教不是管理，而只有“感謝，再感謝”。總之，政治人物選舉前臨時抱佛腳，既彰顯了台灣佛教團體的巨大影響力，也顯示了解嚴前後政教關係的逆轉。
人間佛教與兩岸佛學文化交流
近年來台灣人間佛教積極地參與兩岸文化交流，嘗試兩岸佛教事業的合作，並取得可喜的成果。1989年，星雲法師應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之邀，赴中國大陸弘法探親，並與時任政協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會晤。開兩岸佛教界互訪之前河。2002年元月，以星雲牽頭的台灣佛教界聯合迎請西安法門寺佛舍利赴台供奉三十七日，計五百萬人瞻禮。從2000年開始，星雲法師在江蘇宜興復興祖庭大覺寺，並捐建揚州鑒真圖書館、南京大學佛光樓、成立“揚州論壇”，2003年，星雲法師應邀至廈門南普陀寺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1991中國南方發生特大洪災，慈濟跨過海峽進行賑災，當時兩岸關係仍然比較緊張，但是聖嚴法師認為人道主義應超越政治，此舉極獲大陸人民的認同與贊許。目前，兩岸的佛教交流正從人員互訪、合開法會、合辦佛學研討會朝向傳教與宗教事務合作等深層次發展。
台灣人間佛教向大陸傳播，既有兩岸結束對立，走向和平發展的大環境因素，也有台灣內部宗教環境因素及宗教的本質因素。宗教的本質在於傳教，佛法更是如此。而以台灣的內部環境而言，解嚴以來宗教的過度發展使得佛教、天主教以及道教等各種宗教對於資源的競爭非常激烈，由於本島的空間與受眾有限，因而向外發展就成了宗教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大陸是一個最大的潛在宗教市場。但是，兩岸在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會制約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發展？這是一個敏感而又值得探討的問題。
台灣人間佛教在大陸發展分析
不可否認，台灣人間佛教在大陸發展具備許多先天性優勢遺傳基因，且不說兩岸同文同種、佛教同源的文化同一性。人間佛教的起源在大陸，是現代中國佛教文化的珍貴遺產，台灣人間佛教的不同派別都可以接上大陸血脈，在傳法系統、祖庭及人脈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另一方面，台灣的社會轉型早於大陸，所以台灣的宗教發展經驗也有值得大陸借鏡的地方。但另一方面，由於兩岸目前在制度及文化上的差異，以及本土與外來宗教在山頭與市場上的競爭，又必然使得台灣人間佛教試圖在大陸合法傳教尚存在一些障礙，在這裡，筆者試就人間佛教在大陸傳播的正效應及可能遭遇的困難略加分析。
首先，筆者認為，有步驟地開放人間佛教在大陸的活動不僅有利於兩岸的深度交流融合，也可以為大陸的宗教改革及發展提供一個模式或樣板，人間佛教無論在佛教理念，傳法手段，經營管理模式，社會服務與社會動員方式等方面都有可圈可點的精彩之處，可供大陸寺院適應社會轉型提供參考。同時，人間佛教給予我們更深層次的啟發還在宗教之外。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一個健康的，充分發育的公民社會中，宗教可以承擔何種社會職能。我們長期習慣於政府全包的治理模式。其不良後果一方面是市民社會的嚴重萎縮，社會組織不能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宗教組織能力與自我改革能力喪失，導致宗教始終走不出寺廟，潔身自好者誦經拜佛，自限於叢林參修，等而下之則混跡江湖，畫符捉鬼，算命看相。近年來大陸寺廟在上市與賣門票，拍賣頭香，拍賣撞頭鐘等商業化行為屢為民眾所垢病，可見宗教已經喪失了拯救世道人心，承擔社會教化與移風易俗的社會職能。最近中央提出“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筆者以為，治理模式的改革一方面要轉變政府職能，從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務型政府，另一方面政府要改變全職全能的形象，適當地將一部分社會職能向社會團體與市民組織分流。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重新激活宗教的活力，使它承擔起在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居間調節作用，同時煥發它在教化與道德方面的巨大潛力，是一個大有可為的改革深水區。宗教不僅在信仰層面調節社會關係，同時也可起到危機管理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組織的良性運作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使政府從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可以在社會衝突激化時，由宗教團體從中轉寰，為政府應對社會危機提供多樣的渠道。
目前，基於制度與文化的差異，台灣佛教在大陸的發展還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困難。一是由於兩岸在政治體制以及宗教管理體制上的差異，大陸政府對於台灣宗教在大陸開辦寺院與設立道場還存在一定程度的顧忌，台灣佛教團體取得大陸的合法傳教權利尚缺乏制度上暢通的程序管道。而佛教內部的宗派爭執及市場競爭也會使得台灣佛教難覓立足之地。同時，大陸與台灣的文化差異使得台灣佛教在大陸建立“信仰市場”還需要一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大陸興起了宗教熱，名山大寺香火旺盛，遊客如織，但是大陸民眾對於佛教大部分還停留在宗教觀光、以及燒香拜佛等“消費宗教”的層次，求得心靈安妥及信仰歸依的深層次需求尚不明顯，比較而言，台灣的佛教信徒文化素質及信仰程度相對較高，除了尋找信仰之外，還極積地以宗教為渠道，以參與義工，慈善等方式追求自我實現與道德完善，對宗教的需求已由一種被動需求進入到一種主動契合的較高層次。不過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成熟以及兩岸交流的進一步深化，大陸民眾的宗教需求正從“消費型”走向“體驗型”，兩岸在這方面的宗教文化差異會逐步縮小。
兩岸要真正實現心靈相契的高度融合，必然不可缺少社會團體及宗教組織的互相滲透，這是一個需要耐心與時間的工程，我們對此抱積極樂觀的態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月號，總第2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