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1949年，追隨國民政府撤守台灣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所留下來的真空。他們也同時帶來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在國共隔海對峙的冷戰時期，國民黨在台灣“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成為支撐此種意識形態的社會條件。當中共在中國大陸推行“三反”、“五反”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會改造運動時，國民黨則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時所謂“自由主義派”的知識分子，大多擁有“後五四時期”的意識形態，他們普遍相信：國家要進步，一定要提倡科學，提倡現代化，反對古老傳統，走美國式民主的道路。
新儒家的“三統並建”
跟“自由主義派”持相反立場的，則是所謂的“港、台新儒家”。其領導人物牟宗三認為：儒家文化的發展，經歷過三個階段：
（1）先秦儒學：以孔、孟、荀為代表；
（2）宋明理學：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
（3）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
牟宗三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其目的在於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他認為：唯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他說：
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子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
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正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道德是道德宗教，學統核心是科學，政統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認為：道統是一種比科學知識更具綱維性的聖賢之學，是立國之本、是文化創造的源泉，是正統和學統的生命和價值之源，政統和學統是道德的客觀實現，失去了道統，正統和學統就會步步下降，日趨墮落，而失去正統與學統，道統也會日益枯萎和退縮。他以為，三統之建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義”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轉進第三期之發展。
就中西文化的關係而言，“三統並建”之說可以說是孔孟陸王心性之學同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相融和的產物。在他看來，儒家道德宗教的“道統”是中國文化之所長，而民主與科學是西方文化之所長，為中國文化之所短。中西文化自然融和，長短互補，才能解決彼此的困難；中國文化只有融納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才能開出新的形態，實現其理想。但在這種融和中，中國文化是根本和核心，西方文化是末、是用。
牟宗三認為：他在學術研究上畢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義”的統緒，肯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的“道統”。至於“轉出‘知性主體’容納希臘傳統”，以開出“自主的學術傳統”則必須等待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開花結果，才可能有具體的成就。
中、西文明的整合
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說明牟宗三所主張的“三統並建”。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8)曾經指出：從紀元前800至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精神文明奠下基礎的軸樞時期(Axial Age)。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個彼此隔離的地區，同時出現了許多思想家，奠立了人本主義(humanism)的基礎，其代表人物為孔子、佛陀、基督和蘇格拉底四大聖哲。兩漢時期，佛教進入中國，為儒家文化所吸收，塑造出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態。到了中世紀時期，十字軍東征的結果，使得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互相結合，奠下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基礎。從明末清初至今，華人文明最艱鉅的任務，就是以中華文化作為基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吸納西方文明之優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牟宗三所說的“三統並建”，其實就是以中華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與“科學”，解決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未能解決的文化問題。依目前的兩岸情勢來看，我認為“科學”問題的解決，應當要先於“民主”問題。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清楚認識到：心理學本土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運用“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跟西方主流心理學理論相抗衡。
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
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製，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以“心靈契合”作為基礎的統一
在“一中兩憲”時代，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必須充分交流合作，先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之後，再進一步考量牟氏所謂的“政統”問題。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的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其前文又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任何人都不難看出：這兩部憲法對國家性質的規定，正如油水之不能相容，目前兩岸根本沒有統一的條件。
我一向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在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道路上，台灣起步較早，其政治體制更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然而，這並不保證這條道路跟中華文化必然是契合的。相對之下，中共《四中全會公報》主張：在完善的立法體制方面，要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專案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途徑。這樣的主張是否能夠具體落實，則是判定雙方制度優劣的關鍵性因素。
不管馬政府喜不喜歡，《四中全會公報》強調“依憲治國”，已經宣告“一中兩憲”時代的到來。未來的兩岸關係的主軸應當是以“陰／陽”動態均衡的“後現代智慧”，促進雙方文化交流，以對方的發展經驗為借鏡，充分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反求諸己，求取自身體制的完善，以找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道路。
習近平9月26日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指出：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儒家文化傳統在經過“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以及陳水扁政府的“去中國化”之後，華人社會科學家必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願意投身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致力於從事“文化復健”(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華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復興”(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也唯有如此，兩岸人民才有可能真正達成以“心靈契合”作為基礎的統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2月號，總第2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