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台灣的學術界形成“全盤西化”的格局，在戒嚴時期，學術界中的“自由派”便以“民主”作為對抗國民黨的口號；現在則是朝野一致，要以“民主自由”作為對抗“中共併吞”的工具。
然而，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經驗，是不是真的讓台灣的政治決策走上理性判斷的道路？政治人物是不是從此不再挑動所謂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是建立在“藍綠對立”的基礎之上。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是：用什麼樣的政治口號來動員自己的支持群眾，而不是要解決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其本質是一種“民粹政治”，而不是西方意義的“民主”。這種以“族群動員”作為基礎的“民粹政治”，恰恰是波柏所謂“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1995年，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民粹亡台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批評當年國民黨所搞的“民主”改革，其實已經流為“民粹”政治，將帶給台灣巨大的災難。所謂“民粹”主義，是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所推出的各項政策，旨在討好選民，吸引選票，而缺乏長遠的理性考量，看起來好像能帶給選民立即的利益，其實卻會給社會招致長遠的禍害。
這種現象看在有識之士眼中，自然會感到憂心忡忡。在“中華民國百年學術發展研討會”上，政治學門的回顧，由朱雲漢、林碧炤、蕭高彥三位教授聯合執筆。他們在其合寫的〈中華民國政治學發展史〉中指出：“長期以來國內政治學在理論與方法上無法擺脫對西方政治學的倚賴，對自己社會的分析與理解均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主要參照，難以形成在地化系絡的思考，長此以往將難以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貢獻，也無法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知識挑戰”。
然而，西方式的選舉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一隻“鐵牢籠”，任何社會一旦開始實施“民主選舉”，就再也無法走回頭路。在“全盤西化”的格局之下，台灣的政治學界對於這種現象雖然“心有不懌”，擔心它無法“回應21世紀的知識挑戰”，大家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
文化認同的危機
台灣情形如此，大陸的情況又是如何？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紅衛兵發起的“破四舊、立四新”，不僅對傳統文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教育體系中的高等院校甚至遭到關門停課的命運。在那段期間，不只是文史學科的研究中止了，社會科學的進展更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
“本體論的焦慮”
1976年毛澤東過世後，新領導人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恢復家庭制度，推動“四個現代化”，並在1979年宣佈“改革開放”政策，以“社會主義法則”為基礎，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文革期間許多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學者恢復了地位；高等院校的大多數科系恢復了教學，成千上萬的研究生被送往國外“取經”，文革期間受到嚴厲抨擊的儒家思想再度受到重視。
然而，諸如此類的改革措施，並不能減緩中國文化“氣若遊絲”的危機。大家都知道：學術研究是學者長期累積的志業。文革期間大陸學術思想界所造成的真空狀態，正好由“海外歸國學人”來填補，他們所帶回來的西方理論，以及蘊含在其中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也迅速佔領了年輕一代的思想領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張“全盤西化”而喧騰一時的“河殤派”，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這種價值觀的具體展現。
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過三十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社會型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文革時期被消滅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重新崛起，當時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識分子，再度成為新的社會菁英。過去一度被吹捧為已經“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仍舊沈浮於社會底層。在“思想解放運動”和西方觀念的持續衝擊之下，中國卻面臨了“價值真空”的危機。目前的中國社會，不僅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日趨嚴重，社會上也瀰漫著“一切向錢看”的功利主義之風，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學校體制也不知如何進行道德教育，人們精神世界空虛，不知人生的意義何在。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有能力出手援救陷入財政和經濟危機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卻面臨了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國似乎已經有能力在國際舞台上和列強並駕齊驅，可是，經過歷史的幾番折騰，中國不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國”，不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憑藉什麼樣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瞭解：什麼樣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撐自己未來的持續繁榮？諸如此類的問題，形成了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林曦所謂的“本體論的焦慮”（ontological anxiety）。
知識論的困惑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有識之士雖然已經清楚察覺到：自身文化真空而盲目移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必然造成更嚴重的文化危機。可是，文化大革命對傳統中華文化所造成的禍害，卻很難立即恢復過來。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線之後，為了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實用主義”判準。當時大多數的中共幹部都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因此，中共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還流行另一個口號是：“摸著石頭過河”，言下之意為：既然我們無法提出穩妥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引，而“改革開放”又是勢在必行，那就祇好一面摸索一面前進，“走著瞧”。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很具象地描述了這種社會心理：“群眾跟著幹部走，幹部跟著領導走，領導跟著小平走，小平跟著感覺走。”
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許多人也都承認：當前中國的發展確實是“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目前大陸的學術界面臨了三個明顯的“斷裂”，1949年之前的三十年，是一面倒式地“全盤俄化”；1979年之後的三十年，則是一窩蜂地前往歐美國家“取經”，飢不擇食地“全盤西化”。學術界連消化西方理論都力有未逮，更不用談什麼學術創新來跟西方“對話”或向西方理論挑戰。今天中國各級學校不僅找不到合格的師資來傳授中華文化，有些學校想開設相關課程，也可能遭到“左派”地方官員的反對。更嚴重的是：在高等院校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許多“海歸派”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也是盲目移植並套用西方個人主義式的研究典範，成為西方學術殖民主義的幫兇而不自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和母社會脫節，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母社會面臨的問題，甚至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用林曦所提出的概念來說，諸如此類的現象，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論的困惑”（epistemologi cal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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