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一些國家，疫情衝擊加劇本已存在的對全球化的懷疑。雖然全球化進程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不能排除部分國家會在貿易與投資領域進一步採取保護主義的政策。過去40年，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這個格局可能很難持續，即便不考慮其他國家政策的轉向，中國自己已經從幾十年前的小國經濟變成今天的大國經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實際上，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正越來越轉向由國內需求推動。疫情之後，這個過程會進一步加速。
二是為應對疫情衝擊，各國央行與政府採取“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以求穩住經濟與社會。應該說，他們這樣做也無可非議，畢竟特殊危機需特殊應對。但問題是，貨幣政策寬鬆極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動性供應，而財政政策寬鬆則極大地提升了公共負債率，這些寬鬆政策往往是“進入易、退出難”。這樣，寬鬆的流動性條件和高杠杆率很可能會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常態，這會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造成巨大的影響，比如約束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加劇跨境資本流動和促成資產泡沫以及新的結構失衡。
面對這樣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需未雨綢繆，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應對可能到來的衝擊。比如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分配來支持持續性的消費需求增長；提高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對跨境資本流動採取宏觀審慎政策，減緩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及其影響，保持金融體系穩定性。 |
